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支持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发〔2010〕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统筹引导各方面力量，支持和帮助遭受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舟曲灾后恢复重建，使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山洪地质灾害综合防治取得明显成效，建设更加美好的新舟曲，现就支持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有关政策措施提出以下意见：
　　一、基本原则
　　（一）中央为主、多方协作。考虑到舟曲县是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安排以中央财政资金为主，甘肃省要加大投入力度，统筹安排社会捐赠资金、银行贷款、居民和企业自筹资金等，形成合力。
　　（二）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根据受灾程度，重点支持舟曲县受灾严重的城关镇居民住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灾害防治等方面恢复重建，同时兼顾舟曲县江盘乡等其他受灾乡镇恢复重建。
　　（三）注重衔接、统筹安排。舟曲县是汶川地震51个重灾县之一，舟曲山洪泥石流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要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相衔接，从灾区实际情况出发，统筹安排恢复重建工作。
　　（四）总量包干、分类控制。中央财政对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实行“总量包干，分类控制”的管理办法，由地方政府根据规划项目和轻重缓急，统筹做好中央财政资金、省级财政资金、社会捐赠资金、银行贷款和其他自筹资金的安排使用。
　　二、主要政策
　　（一）以中央财政为主安排灾后恢复重建资金。
　　中央财政安排的资金包括：一般预算收入资金、车购税专项收入资金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资金。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中央财政资金分年度安排。
　　甘肃省要通过调整支出结构集中财力用于恢复重建。民政部及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接收的捐赠资金，连同甘肃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甘肃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此外，加上银行贷款、居民和企业自筹资金等，共同组成灾后恢复重建资金。
　　根据舟曲受灾及恢复重建实际情况，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住房恢复重建。
　　包括灾区倒塌和严重损坏的城乡居民（含中央垂直管理部门职工）住房恢复重建，以及一般受损住房经鉴定需除险加固的补助。具体政府补贴标准按国家有关政策确定。
　　2.城乡基础设施恢复重建。
　　包括整体破坏严重需重建或新建，以及局部受损需修复的道路（干线公路、乡村公路、城镇道路、机耕道等），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公用设施及配套管网，邮政服务设施，通信网络，电力电网，乡村供水、防洪灌溉、水文等水利设施的恢复重建。
　　3.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
　　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含中央垂直管理部门）等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其中教育、卫生设施恢复重建优先安排社会捐赠资金。
　　4.灾害防治。
　　包括泥石流、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山洪灾害隐患排查及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急需的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综合防治和白龙江堰塞河道疏通整治、灾后废弃物及淤泥处理等。对山洪、地质灾害以及白龙江流域的系统性、全面性防治纳入甘肃及舟曲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相关专项规划中统筹考虑。
　　5.产业恢复重建。
　　包括恢复重建舟曲工商企业、金融网点，恢复农牧业、林业生产能力，发展环保型产业和特色文化、旅游等产业。
　　6.生态环境等恢复重建。
　　包括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森林病虫害防治等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灾毁土地整治以及规划确定的其他恢复重建任务。
　　（二）税收政策。
　　1.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1）对灾区损失严重的企业，免征灾后恢复重建期所在年度的企业所得税。
　　（2）对灾区企业取得的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款项和物资，以及税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批准的减免税金及附加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3）在5年内免征灾区农村信用社企业所得税。
　　（4）对灾区企业、单位或支援灾区的企业、单位，进口国内不能满足供应并直接用于灾后恢复重建的大宗物资、设备等，给予进口税收优惠。
　　2.减轻个人税收负担。
　　对灾区个人接受捐赠的款项、取得的各级政府发放的救灾款项，以及参与抢险救灾的一线人员按照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规定标准取得的与抢险救灾有关的补贴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3.支持灾区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物等恢复重建。
　　（1）对政府为受灾居民组织建设的安居房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转让时免征土地增值税。
　　（2）对灾区住房倒塌的农（牧）民重建住房占用耕地的，在规定标准内的部分免征耕地占用税。
　　（3）由政府组织建设的安居房，对所签订的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产权转移书据、房屋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4）对因灾损毁的应缴而未缴契税的居民住房，不再征收契税；对受灾居民购买安居房，免征契税。
　　（5）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对经有关部门鉴定因灾损毁的房产、土地，免征灾后恢复重建期所在年度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经批准免税的纳税人已缴税款可以在以后年度的应缴税款中抵扣。
　　4.鼓励社会各界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
　　（1）对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捐赠给受灾地区的，免征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
　　（2）对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灾区的捐赠，允许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前和当年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3）对财产所有人将财产（物品）直接捐赠或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捐赠给灾区或受灾居民所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印花税。
　　（4）对专项用于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能够提供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授权单位出具的抢险救灾证明的新购特种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符合免税条件但已经征税的特种车辆，退还已征税款。
　　5.促进就业。
　　（1）受灾地区企业在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招用当地因灾失去工作的人员，与其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经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按实际招用人数和实际工作时间予以定额依次扣减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4000元，可上下浮动20%，由甘肃省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具体确定。
　　（2）灾区因灾失去工作后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以及因灾损失严重的个体工商户，按每户每年8000元的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凡未注明具体期限的，执行期限与国务院确定的灾后恢复重建期一致，适用范围为国务院确定的受灾地区范围。如果纳税人按规定既享受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也享受国家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税收优惠政策，可由纳税人自主选择适用政策，但两项政策不得叠加使用。
　　（三）金融政策。
　　1.支持金融机构尽快全面恢复金融服务功能。
　　加快修复基层金融网点，保障支付清算、国库、现金发行、统计、征信和邮政汇兑系统的安全运营，鼓励受灾地区金融机构适当减免客户账户查询、挂失和补办、转账等收费。
　　2.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灾区信贷投放。
　　（1）加大对灾区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根据灾区恢复重建的实际需求，增加对灾区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继续对支农再贷款执行优惠利率，对灾区金融机构发放的支农再贷款在现行支农再贷款利率（一年期2.88%）基础上下调0.99个百分点，重点用于支持灾区农房重建；继续对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执行倾斜的准备金政策。
　　（2）对灾区实施倾斜和优惠的信贷政策。对灾前已经发放的各类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贷款、因灾不能按期偿还的，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为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灾区其他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充分考虑借款人的实际情况，参照有关规定积极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和措施实施贷款重组。
　　（3）加大对灾区重点基础设施、城乡居民住房、农牧业、中小企业和因灾失业人员的信贷支持力度。对因灾失业人员和吸纳受灾群众就业达到一定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参照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执行。
　　3.加强灾区信用环境建设。
　　（1）保护灾区客户合法权益。加快整理核实灾区金融机构客户基本信息；对暂时无主客户的债权，另账保存；依法确认和保护遇难者账户资金、金融资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加快保险理赔进度，提高理赔效率。
　　（2）对于符合现行核销规定的贷款，按照相关政策和程序及时核销。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对因灾形成的不良债务实施有效重组，帮助企业和个人恢复生产和偿债能力。金融机构应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可持续的原则做好灾区恢复重建的金融支持与服务工作，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和道德风险。
　　（3）加大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柜台、媒体等有效渠道，加强政策宣传，强化还款意识，使受灾群众充分认识到灾后恢复重建贷款与重建补助、扶贫资金的本质区别，积极引导受灾群众树立“谁贷款、谁还本、谁付息”的理念，增强借贷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观念。
　　4.实施住房重建优惠信贷服务政策。
　　（1）对于有政府出资设立的担保公司(或担保基金)提供全额担保以及借款人提供完全符合银行要求的抵押物、质物的农房重建贷款，其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6倍，具体利率水平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农户收入状况与特点，提供灵活多样的贷款偿还方式，减轻农户的本金偿还压力。
　　（2）城镇灾区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6倍，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0%，具体利率水平和首付款比例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
　　5.实行外债减免政策。
　　对政府外债项目因灾造成的损失，给予债务减免，所需还款资金由中央财政承担。
　　（四）产业政策。
　　大力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当地资源环境条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重点恢复重建生态旅游、特色农副产品加工、商贸物流、特色文化等产业以及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民族手工艺品等的生产。
　　（五）土地政策。
　　1.免收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土地出让收入。
　　对灾区为安置受灾居民新建各类安置住房以及非受灾地区为安置受灾居民新建各类安置住房；灾区的行政机关、学校等事业单位，各类企业、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等单位因灾造成房屋倒塌、毁损，需要在原地进行重建或迁至异地重建的，免收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需要占用国有土地的，免收土地出让收入。
　　2.实行特殊供地方式。
　　凡利用政府投资、社会捐助以及自筹资金为受灾群众重建住房、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等，可采用划拨方式供地。对因灾毁按规划需要整体搬迁的工业企业，县级人民政府在收回其原有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可采取划拨方式供地；对在当地市县范围内易地重建的工业企业或其他经营性项目用地，同一宗地只有一个用地意向者的，可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并挂牌公示。
　　3.降低地价。
　　在未对因灾降低的地价标准进行调整之前，对投资规模大、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作用明显的新建工业或大型商业设施等项目用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降低地价标准，报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
　　4.保证灾后恢复重建用地。
　　对灾后恢复重建需要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在国家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中优先安排，指标不足的，可预先安排使用。对规划异地重建的城镇和村庄，凡废弃村庄和城镇具备复垦条件的，可以使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指标。对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用地，可根据需要先行使用或安排供地。涉及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可以边建设边报批；涉及占用耕地的，可以边占边补，实行占补平衡。
　　5.建立建设用地审批快速通道。
　　根据灾区各类用地的特殊要求，减少审批环节，简化报批材料，调整审批程序，保证及时高效用地。
　　6.加大土地整治力度。
　　支持灾区开展土地整治，统筹安排灾毁土地的整理复垦，地方可统筹使用中央按因素法分配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省级留成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资金重点开展灾毁耕地复垦，中央将给予适当补助。
　　此外，对灾后重建项目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部要开辟环评绿色通道，简化相关手续，协调相关环评机构开展对口支援。
　　（六）收费和基金减免政策。
　　在灾区恢复重建过程中，一律免收属于中央收入的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对在灾区建设安居房、廉租住房及原址重建住房和加固住房，一律免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城镇公用事业附加等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七）教育特别资助政策。
　　1.对生源地为舟曲县的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由相关高校及高校所在地给予适当资助。中央财政安排后续资助经费时对接收较为集中的省份给予倾斜。
　　2.对恢复重建期内迁出舟曲县就读的普通高中灾区学生，从2010年秋季学期起全部免除学费和住宿费，并发放生活费补助，所需资金以中央财政综合定额补助为主，迁入迁出地政府适当负担。
　　3.中央财政在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特设岗位教师计划时，考虑灾区因素向甘肃适当倾斜。
　　（八）就业援助和社会保险政策。
　　1.加大就业援助力度。
　　（1）将甘肃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因灾出现的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及时纳入就业援助的对象范围，优先保证灾区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2）将本地就业困难人员正在参与的抗灾救灾相关工作，按规定纳入现有和新开发的公益性岗位认定范围，时限为三个月。对从事公益性岗位工作的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提供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3）对灾区企业在重建中吸收就业困难人员的，按规定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险补贴。
　　（4）对从事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5）对因灾中断营业后重新开业的个体工商户，按规定给予小额担保贷款扶持。
　　（6）甘肃省人民政府在确保失业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的前提下，对灾区企业采取适当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等措施。
　　（7）按规定对灾区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人员三年内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8）灾区企业恢复生产、公路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对口支援项目建设，需优先吸纳当地受灾群众。地方政府要组织引导好受灾群众参加以工代赈和生产自救活动。
　　（9）鼓励东部沿海等地区支持和帮助灾区劳动者转移就业。对东部沿海等地区各类企业（单位）招用灾区劳动者，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为灾区劳动者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所需资金从东部沿海等地区就业专项资金中安排。对转移就业的劳动者给予一次性交通补贴，所需资金从灾区就业专项资金中安排。上述两项政策审批截止时间为2011年底。
　　（10）对灾区实行就业援助所需相关资金，按规定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给予适当支持。
　　2.保障工伤保险待遇支付。
　　（1）为解决灾区工伤保险基金收不抵支问题，对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伤亡的，在核实伤亡人数、伤残等级及具体待遇标准的基础上，按规定支付相关待遇，所需资金通过地方尽快实行市级或省级统筹、动用历年结余、加大基金调剂力度解决。
　　（2）对未参加工伤保险伤亡职工的待遇支付，由职工所在企业（单位）负责解决，企业（单位）无力支付或已不存在，并符合救助条件的，可通过相关的社会捐助、社会救助制度予以帮助。
　　3.保障养老保险待遇支付。
　　（1）对受灾较重、暂停生产的企业，允许缓缴社会保险费；对因灾无法恢复生产，经法院或有关部门宣告关闭破产企业欠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使用破产财产清偿，不足部分应按规定报批后予以核销。
　　（2）加大省级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灾区的调剂力度，确保灾区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3）支持舟曲县全面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确保新农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参保农民因灾造成缴费困难的，由本人向新农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可以缓缴。
　　4.保障医疗保险待遇支付。
　　（1）抓紧恢复灾区各项医疗保障制度，妥善解决受灾群众看病就医问题。
　　（2）伤员应急救治工作完成后，受灾群众的医疗费用原则上通过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解决。
　　（3）今年内可在灾区实行过渡性医疗照顾措施，向受灾群众免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括一般常见病、传染病和卫生防疫。
　　（4）2011年至2012年灾区困难群众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需的个人缴费，由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帮助解决。
　　5.保障受灾困难人员基本生活。
　　对灾区符合《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失业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符合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临时生活救助等条件的人员，按规定纳入相应保障范围，享受相关政策待遇。
　　（九）扶贫政策。
　　1.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支持力度，在安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和财政扶贫贷款贴息资金时向灾区倾斜，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对灾区贫困农村和农村贫困家庭予以倾斜支持，解决其灾后恢复重建面临的突出困难，帮助其尽快恢复发展生产。
　　2.加大以工代赈力度，鼓励灾区群众投身灾后恢复重建，参与建筑废墟清理、住房建设、小型基础设施修复等灾后恢复重建任务。
　　舟曲县其他未受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直接影响的地区继续执行国家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有关政策。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强化领导、精心谋划、周密部署，把大力支持舟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二）明确责任，协调配合。甘肃省人民政府对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负总责，要立即全面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明确责任、分工和工作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指导做好相关工作。
　　（三）细化政策，完善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尽快制订有关政策措施的具体实施办法，明确政策措施适用范围、操作程序和执行期限，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进展情况和实际需要，及时调整和完善各项政策措施。甘肃省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贯彻实施的具体操作办法，便于各项政策措施执行。
　　（四）强化监督，狠抓落实。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并督促和指导灾区人民政府加强监督检查工作，确保灾后恢复重建资金规范管理、有效使用，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取得实效。灾区人民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监督检查工作的主体责任，把监督检查的任务要求纳入恢复重建工作的总体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全面落实。
　　　　　　　　　　　　　　　　　　　　　　　　　　　 　 国务院
　　　　　　　　　　　　　　　　　　　　　　　　 　 二○一○年十月十八日


人权问题的国际法思考
试论人权的性质

胡宁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权是指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本国公民个人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问题基本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围绕人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也表现在人权的概念上，传统的资产阶级人权概念，比较强调个人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利。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均在第一条规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联合国于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宣言》：“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上述规定,包括个人人权、集体人权，不仅指政治权利，而且包括国家和民族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大大发展了人权的概念。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所利用，成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的工具，这是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的。笔者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国际法属性。内国的人权保护是由国家制定法律，通过各机关的执行来实现的。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一、人权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一）人权概念的产生。人权概念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首先，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提出了“人权”的概念。他认为，自然法的基础是自然理性，人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是不能废除的。他主张人的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并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人的普遍权利”和“人权”的概念。其后，荷兰的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ieu，1689-1775)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都进一步提出和阐述了“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卢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1、人权规范的出现。人权规范最早产生于国内法，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权利法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记载有人权规定的法律文件，也是西方国家人权立法的初步形态，它确立了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定了“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被马克思誉为“第一个人权宣言”。法国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通过后，成为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权原则，该宣言又被称为“第一部人权法典。”
2、国际法上人权规范的出现。一般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由于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形，人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和规定。如1926年国际联盟主持制定的《禁奴公约》和1930年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等等，都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但是，当时的人权概念并没有形成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且，从总体上讲，人权的国际保护还仅限于人权的个别领域，并带有非经常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残酷屠杀人民的暴行，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人权问题才全面进入国际法领域，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人权的基本内容。人权一般可分为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两部分。集体人权应包括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个人人权包括生存权、平等权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自由。
1、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确认“根据联合国宪章所尊崇之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及自决权之原则，各民族一律有权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之干涉”。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依照宪章的规定，通过行动来促进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和自决权的实现。它是实现和享有其他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础和前提。
2、发展权作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和接受。发展权作为人权的内容首先是由阿尔及利亚于1969年《不发达国家发展权利的报告》中提出来的。历届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一再确认这一点。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发展权利宣言》再次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权也是基本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人类发展、进步和繁荣的基本保障。
3、生存权被称为第一人权或者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生命权是生存权的自然基础，《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七条规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之处遇或惩罚。非经本人自愿同意，尤其不得对任何人做医学或科学实验。”平等权应包括法律上的平等、种族平等、男女平等。
4、《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都对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与自由予以高度重视，凡属公民均应有权利“直接或经自由选择之代表参与政事”，“在真正、定期之选举中投票及被选”，“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人人有权享受公平与良好之工作条件”，实行同工同酬，并享有社会保障。同时有权为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也有权享有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任何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
二、人权的国内法属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权问题完全属于国内法，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这是人权最主要的属性。当然，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的主权，不能违背国际法关于人权的一般强制性规则，实现人权的过程也是国家主权行为的体现。
（一）实施人权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家。所以，要有效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制度与方法就不得不考虑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行为规范和价值。国际社会不应当谋求把这些仅适合于某些国家的标准和制度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或对它们施加这种影响。然而，任何国家都不应当利用主权来否定其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内部管辖事项。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权问题说到底是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事，我们坚决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9月12日)《联合国宪章》在规定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宗旨的同时，明确规定各国必须遵循主权平等和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等原则。每个国家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有权确立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选择本国人权的发展模式，确定人权的具体内容和先后顺序，实施人权的保护措施等，这一系列国家行为都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否则，就是干涉内政。
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或破坏，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权都难以保障，其他方面的人权更无从谈及。因此，主权国家是保护人权的主体，人权的国际保护主要是通过各国的国内立法来实施。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人权问题，解决这些人权问题是每个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各国的人权状况和人权观受其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条件的限制，因而各国保护人权的措施和步骤也不可能一样，不能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权标准来简单地裁判和衡量别国的人权状况。
(二)人权在内容上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三）各国对人权的保障措施。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他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该条款表明，国际社会公认国际法上存在强行法；而且，参照该条款，国家主权原则显然具有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特点：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为不许损抑，只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原则产生，始得更改。
应当指出，国家在运用主权保护人权时，主权也应当受国际法的限制。《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规定的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其本身也包含了宪章对各会员国行使主权的限制。国家主权是相互的，称为“相互尊重主权”。一方面，国家享有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另一方面，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应当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不得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别国内政。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为借口，公然入侵别国或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原则从其形成之时起就是有限制的。片面地将国家主权绝对化，将会导致各国无视国际法的存在，自行其是，使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处于无序状态。
三、人权的国际法属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但仅限于少数几个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法西斯侵略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人权惨遭践踏，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首先在《联合国宪章》上，序言庄严宣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是战后第一个关于人权的专门性国际文件。在联合国主持下，通过和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人权问题的宣言、决议和公约。内容涉及人权问题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的发展和演变使人权具有国际性，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国际人权法也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当承担其国际人权法的义务，这就是人权的国际性。
（一）人权的国际法属性的特征。其主要表现为：世界上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具有普遍约束力，构成造法性条约，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违反了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或者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结果，从而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则应由有关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一般说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制及类似的制度与习俗等，就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内容，它们已超出了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国际法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一国国内法规定，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的制裁。最近在新闻媒体上披露出来的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就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
（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对各国制定法律约束。人权的国际法属性要求有关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国内法和国内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上已经被国际条约所规定并获得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不得与之相抵触。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守业已被各国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若以国内法为借口拒不履行，则构成对国际法的破坏，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有权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不属于干涉内政的范畴。如1973年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规定，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形式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对犯有种族隔离罪行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公约缔约国有义务禁止，并制止和惩办犯有这种罪行的人。
四、人权保护的二重性
（一）人权的保护主体是国家。人权和人权保护任何时候均离不开国家。国家不仅直接制定国内人权法，国家还参与制定国际人权法，而且，国家还承担着将国际人权法转化为国内法的义务。首先，国内人权法是由国家直接制定并由国家保证其实施的，国内人权的实现，是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结果。其次，国际人权法同样也是由国家集体参与制定，并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保证其得以实现，国际人权条约，是国家以协议的方式制定的，人权条约规定的国际人权和人权的国际保护是国家之间通过国际合作履行国际法义务的结果。再次，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必须经过国家将其转化为国内立法，并保证在国内得以贯彻和实现。因此，没有主权国家的参与，任何个人和集体或民族均不可能直接享受到国际人权的保护。
（二）人权及其人权的国际保护是各国自觉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它与国际法上的其它义务一样，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作为行为规范的。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间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
1、国家要保护人权，就不能没有主权。人权的二重性原则，必须坚持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整个欧洲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德国法西斯大肆杀害和虐待无辜平民，人民的基本人权包括生命和健康根本得不到保障。在国家主权被侵犯的情形下，国家对人权的保护根本无法实现。“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并且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权。”(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民日报》1990年5月4日)这是对我国近代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失去了国家主权，“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公然立在我国领土的公园门口，有何民族尊严和个人人权可言?
综上所述，只有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际人权才得以遵守和实施；也只有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内人权也才能得以保障。因此，人权及其保护，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范围。一个国家对内没有主权，对外不能独立，就不可能对本国公民加以保护，本国的公民也不能真正地享有人权。
2、人权保护的法律主要是国内法。人权具有二重性，除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和人权领域国际习惯赋予的义务外，人权保护就主要是国内法的问题，只能由国家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措施加以保护才能实现。人权是相对的、具体的，任何权利在法律保护的同时，又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不同，导致各国在人权观念上存在分歧，考察一国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更不能脱离该国的国情。
3、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引伸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必然要求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1970年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也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在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灭绝种族、种族歧视、种族隔离、贩卖奴隶、暴力劫持人质、采取不人道手段大规模制造、驱赶和迫害难民等，是公认的应予禁止的国际犯罪，国家或国际组织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是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不能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有关国家不得借口“内政”而排除人权的国际法属性，逃避因严重侵害人权的罪行而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但是，除以上严重的人权犯罪之外，真正的人权保护还主要取决于国内因素和条件，取决于一国所制定的法律和所推行的政策。人权保护的主要方面属于一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西方某些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这实质上是强权政治的具体表现，既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目的和宗旨，更不符合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三）人权的国际保护。
1、人权的国际保护应当按照《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的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
2、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防止与惩治。人权的国际保护应当按照《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的公约，是人权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每一个人权宣言或公约在确认各种权利与自由时，几乎都有专门条款规定人权机构的设置，以及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制度。
（1）直接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置的有人权委员会。主要负责进行专题研究、拟具建议和起草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文书，调查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和处理与这种侵犯有关的来文，协助经社理事会协调联合国系统内人权的活动。根据国际人权公约而设立的各种人权机构。此类机构主要是监督条约的实施。还有的是根据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决议或授权而成立的专职人权机构。
（2）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制度。多数条约都规定了报告和审查制度。规定各缔约国将其履行条约情况向有关机构提交报告的义务，有关机构有权对各缔约国提交的报告进行审查。处理缔约国来文及和解制度。
3、应反对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人权是相对的、具体的，要有效地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应该尊重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特点，增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以正常的国际合作代替冷战。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就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实质，“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成了西方国家破坏他国主权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根据。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貌似尊重人权，其实质是借人权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内政。
我国从来都赞赏和支持联合国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一贯尊重并保护基本人权。我国的人权保护已经制度化、法制化，我国的人权立法从实际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将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上个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权利，并通过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保证实施，使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内容能在我国国内最终得以实现。我国加强了对人权工作的监督、检查，侵权行为要受到制裁和赔偿，我国还在不断普及人权知识，提高人权意识，使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保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会日益扩大，人权状况将会不断改善。现阶段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们的首要人权，没有生存的权利还谈何其他的权利，谈何人权，而发展是为了能更好地生存。生存权是人的其他任何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生存权和以往任何社会的生存权完全不同，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讲的生存权是指全体劳动人民生存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或者某阶层人的生存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进行考察，可以说人权观念似乎不是从生存权开始的。在历史上，“统治阶级”曾长期把我们同类中的某些人视为“会说话的牲口”，如古时奴隶制、封建农奴制等皆是如此。“统治阶级”为了让奴隶、农奴好好地干活，一般也重视他们的生存，但谁也不敢说他们因此就享有了人权。因为“统治阶级”并不承认他们。只有当国家施行法律开始承认尊重他们时，才开始有了“人权”的观念或概念。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讲坛作为进行冷战的场所，将人权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属于他国国内管辖的事务。他们割裂人权概念，奉行双重标准，片面强调某些人权，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人权，在强调人权的国际保护时，主要偏重于基本上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某些个人人权，不顾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而对目前亟待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保护的基本人权，如民族自决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则有意回避，并多次袒护和纵容一些为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各国的人权状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时又都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权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改善，因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进一步提高人民享有人权程度的任务。某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不顾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只以自己的好恶作为人权标准。国际社会的这些不正常现象，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权领域中正常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

参考文献

端木正：《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4月 第335—352页
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参考资料/国际人权文件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
徐崇温：“人权与主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