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河南省《道路交通管理管理条例》实施办法（1990年6月3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
1990年6月3日省政府令第16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省道路交通由公安部门统一管理。各级公安部门的交通管理机关具体负责《条例》和本办法的实施。
第三条 凡在我省道路上通行的各种车辆、行人、乘车人以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活动有关的人员，必须遵守《条例》和本办法。
第四条 车辆、行人和赶骑牲畜应按照《条例》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原则通行，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的规定，服从交通警察指挥和管理。
第二章 车 辆
第五条 凡在我省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均须持有和悬挂车辆管理机关核发的有效证件和号牌。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对车辆进行管理。
第六条 车辆入户转籍须在三个月内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手续。车辆大修后，应经车辆管理机关检验合格，方准行驶。
第七条 机动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悬挂特殊标志的,应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二） 客、货运机动车、正三轮摩托车，必须在车门上喷刷单位名称或地址；货运机动车、挂车后厢板喷刷本车放大号；
（三） 出租汽车必须在车门上喷刷单位名称或地址及“出租”标记，小型出租车应在车顶安装“出租”字样的顶灯；
（四） 机动车必须装配灭火器材（拖拉机、摩托车除外）；
（五） 全挂车辆的牵引车与挂车之间的两侧必须安装安全防护网，全挂车必须安装断气制动装置；
（六） 拖拉机不准改轮调速；
（七） 机动车辆改型、报废，必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严禁拼装车辆。
第八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试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车前后应悬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试车号牌；
（二） 由正式驾驶员驾驶；
（三） 按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
（四） 不准载货和乘坐无关人员。
第九条 机动教练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安装专用的副制动器（摩托车、小四轮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除外）；
（二） 悬挂车辆管理机关统一制发的教练车号牌；
（三） 不准乘座与培训无关的人员；
（四） 按指定的路线行驶。
第十条 客运机动车、机动半挂车、平板车、铰接式客车，不准拖带车辆。装载危险物品的机动车，不准牵引车辆或被其它车辆牵引。
第十一条 牵引发生故障的机动车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连接牢固；
（二） 用软连接牵引时，牵引车与被牵引车之间的距离为五至七米；
（三） 在雨雾天气、山区道路、冰雪道路上牵引时使用硬连接装置。
第十二条 残疾人专用车应由残疾人驾驶，并按核定人数乘座。
第十三条 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应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并随车携带许可证。
第十四条 悬挂省外号牌的机动车，在我省行驶、停留时间一个月以上的，应到停留所在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进行检验、登记。
第三章 车辆驾驶员
第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不准赤足、穿高跟鞋驾驶车辆；
（二） 服用兴奋、麻醉、安眠类药剂后在药力直接作用时间内，不准驾驶车辆；
（三） 驾驶车辆时，不准带耳塞、耳机收听广播和录音。
第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必须按时参加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组织的安全学习例会。
第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员受聘到外单位驾驶车辆，必须持有准驾车辆的驾驶证和有关证件，到招聘单位所在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登记。经审验合格，方可应聘。
第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在驾驶车辆发生事故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确需移动现场物体时，必须设置标记；
（二） 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听候处理，不准私自处理。
第十九条 车辆在行驶中发生故障或损坏时，必须及时移动，并在车尾悬挂警告标志，停靠在距路边四十厘米的地方，不能移动时，驾驶员应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
第二十条 教练员、试车员和货车载人的驾驶员、装载危险物品的驾驶员，必须具有三年以上的驾驶经历或安全行驶十万公里以上。
第二十一条 驾驶非机动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不准在城镇街道、人行道和公路上学骑自行车；
（二） 骑自行车，三轮车不准拖拉其它车辆；
（三） 骑自行车通过交叉路口左转弯时，须绕中心或按导向标志标线转弯。
第四章 车辆装载
第二十二条 长途客车必须按核定的人数载人。货运汽车载人的，其车辆和驾驶员应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审验和批准。
第二十三条 运载易移动的物体时，应捆绑牢固，车厢内不准乘人。
第二十四条 未满十六周岁的人，骑自行车载物不准超过三十公斤。自行车不准两车连接载物。
第二十五条 车辆运载不可解体的物品，总质量超过桥梁限载标准通过时，应经公路、市政等有关部门同意后，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办理通行手续。
第五章 车辆行驶
第二十六条 非机动车道上划有右转弯车道的，只准右转弯的非机动车辆能行，左转弯和直行的非机动车不准占用。
第二十七条 各种车辆不准在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行驶，因特殊情况需要通行时，必须到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办理通行手续。
第二十八条 机动车拖带施工机械等专用设备时，时速不准超过二十公里，拖拉机不准超过十五公里，
第二十九条 机动车通过五岔以上路口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去向为右侧相隔一个路口的按直行通过；
（二） 去向为右侧相隔两个以上路口的，按直行通过，出路口前，应开右转向灯。
第三十条 机动车夜间行驶使用灯光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时速不超过三十公里的，灯光须前射三十米，时速超过三十公里的，灯光须前射一百米以外；
（二） 同方向行驶的车辆，前车已开远光灯，后车距前车不足三十米的，不准使用远光灯；
（三） 必须开启示宽灯、尾灯、号牌灯；
（四） 除雾天外，会车不准使用防雾灯。
第三十一条 车辆在行驶中遇到列队或残疾人横过车行道时，必须减速让行。
车辆在狭窄的山区险路上会车时，靠山壁的一方，应让对方先行。
各种车辆在遇有前方道路阻塞时，应在本车道内停车等待，不准穿插超越，行驶时依次顺行，不准随意停留。
第三十二条 驾驶各类摩托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不准撑伞或持物；
（二） 不准攀扶其它车辆或被其它车辆拖带；
（三） 车把上不准悬挂物品；
（四） 两车不准在同一车道并行。
第三十三条 在车行道一侧有障碍物时，另一侧距障碍物最近端三十米内不准停放车辆。
第三十四条 公共电车、汽车在站点停车时，必须靠近站台或站点，右侧距站点或道沿不得超过四十厘米。
第六章 行人和乘车人
第三十五条 行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不准在道路上打闹、坐卧、玩耍、停留、抛物和进行其它妨碍交通的活动；
（二） 不准跨越和骑坐车道分离带和行人护栏。
第三十六条 列队在道路上行走，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队伍长度不准超过三十米，超过时应分为若干个队伍；
（二） 每队应有一人负责交通安全；
（三） 行经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或横过车行道时，必须注意过往车辆，服从交通民警和道口看守人员的指挥。
第三十七条 乘车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 不准与驾驶员谈话，不准指使、强迫驾驶员超速行驶；
（二） 不准妨碍、干涉驾驶员的正常操作；
（三） 车未停稳时不准上下车；
（四） 不准向车外投掷物品；
（五） 不准借红灯在车行道内停车时上下车。
第七章 道 路
第三十八条 经公安机关批准，在道路两侧（城市人行道、公路边沟规定的距离以外）设置的摊点，必须摆放整齐，不得影响交通。沿街商店，不准在道路上营业。
第三十九条 有关部门新设置汽车站、货运中心站、停车场、存车处、应商得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并保证交通安全与畅通。沿街设置停车场、存车处，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管理。
第四十条 组织大型群众性活动，不准占用道路。必须占用时，应征得公安机关的同意，并遵守有关规定，服从交通民警的指挥、管理。举办物资交流会、庙会不准占用道路，不准妨碍交通。
临时占用道路装卸货物、堆物作业，应经有关部门同意，报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办理临时占道手续后，方可按批准的时间、范围占用，并及时清理路面。
第四十一条 市政、公路管理部门挖掘或维修道路时，除日常维修、养护道路作业外，应事先与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商定维护交通秩序的措施，设置安全防护拦（绳），夜间悬挂红灯，设立绕道行驶的标志，需要中断交通的，应发绕行通告，在施工路段两端第一道交叉路口处设置绕行标志；竣工后，须及时清理现场，修复路面和道路设施。
其他单位或个人挖掘道路，经市政、公路部门同意后，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办理占道施工许可证，按批准的时间、范围挂牌施工。
在施工中影响道路畅通时，施工单位或个人必须派人协助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维持交通秩序。
第四十二条 开辟专用通勤交通班车路线，设置站点，应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
第四十三条 有关单位在道路两侧修剪、砍伐树木，维修电杆、电线或在道路附近进行爆破等作业时，必须在交通低峰或夜间进行，并设立明显标志，晚上应安装红色警告灯，不准中断和妨碍交通。
道路上的井盖开启时，施工单位必须设置明显标志，夜间应悬挂红灯，并及时修复加盖。
第四十四条 在道路两侧边沿，不准设置与交通信号灯色相同或近似的广告灯和广告牌。
任何人都不得损毁、污染交通标志和交通安全宣传牌。
第四十五条 横跨道路的管线、标语和道路两旁倾斜伸向路面的树枝及分隔块、慢车花池内的花木高度，不得影响交通安全。
第四十六条 道路出现塌方、塌陷、溢水等影响车辆通行时，市政、公路管理部门应及时采取安全措施，组织抢修。造成交通中断的，应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并通知当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共同采取措施。
第四十七条 新建、改建的道路，公路、市政管理部门应按国家规定设置交通标志、标线。
第四十八条 全省城乡道路交通检查站，由省公安厅统一规划，设置和管理。有关部门确需上路检查时，经市（地）公安机关同意，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的检查站进行工作。未设公安检查站的地方，有关部门需依法设置检查站时，由市（地）公安机关报请省公安厅批准，并报省政府备案。
公路养路费征稽部门上路检查养路费征收情况，按省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处 罚
第四十九条 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行为，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外，均按《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条例》第七十五条，处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也可以并处吊扣六个月以下驾驶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吊扣六个月以上、十二个月以下的驾驶证。
（一） 驾驶未经批准改型、改装机动车辆的；
（二） 道路堵塞时，不按规定顺序停车，抢道行驶的；
（三） 私自将拖拉机改轮调速的；
（四） 违反规定载运危险物品的。
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条例》第七十九条，处二十元以下罚款或警告，也可以单处吊扣一个月以下驾驶证：
（一） 载货汽车和正三轮摩托车没有在后箱板喷刷本车放大号牌的；
（二） 出租汽车悬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标志、未在门上喷刷单位名称或地址、车顶上未安装“出租”字样顶灯的；
（三） 除拖拉机、摩托车以外的机动车辆未带灭火器材的；
（四） 全挂车辆的牵引车和挂车之间没有安装安全防护网的；
（五） 任意在道路上停放机动车辆的。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条例》第八十一条，处五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一） 违反灯光使用规定的；
（二） 机动车号牌、放大号牌被遮盖或不按规定放大号牌、字迹不清、不易辨认的。
第五十三条 未征得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占用道路影响车辆通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条例》第八十四条，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一） 在道路上设置停车场、存车处的；
（二） 在道路上组织文娱、体育活动或其他群众性活动的；
（三） 在道路上打场晒粮、堆积粪土、辗轧物料和倾倒废物的；
（四） 在道路上设置广告牌，遮挡灯光、信号、交通标志的；
（五） 横跨道路的管线，低于安全高度影响交通的。
第五十四条 对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区）公安机关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裁决。
警告、五十元以下罚款、吊扣二个月以下驾驶证，可以由交通警察队裁决。
罚款全部上缴当地财政。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农用拖拉机和军用车辆的检验、驾驶员考核和核发牌证等，按《条例》第九十一条和省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公安厅负责解释。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我省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一律执行本办法。


刑事诉讼中证人怠于出庭的社会成因探究

申笑梅 刘 磊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邮编： 832003)

[摘要]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的几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合理。在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出庭问题逐渐成为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从“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角度出发，假定人为理性之人，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其社会成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从查阅到的法院汇总的资料显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1]（P6）
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干扰因素。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不理想的原因诸多，本文仅从其社会成因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证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关注而舍弃对法定义务的承担。
在分析民主、法治社会时，我们通常认为公民的纳税应该首先被用来提供安全和秩序——两种个人不能够生产(个人与国家相比，在生产安全和秩序两种产品上基本没有成本优势)的公共消费品。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所面对的历史遗留的现实是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外国反动势力又在不断压制、威胁着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央财政税收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从而使司法部门的投入长期短缺，制约了他们提供安全和秩序的生产能力。短缺之下掩盖着社会公民之间对公共安全产品享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们在各阶层内部较平等的分布，在阶层之间则是不平等的供给。同级的干部享有差别不大的公共产品，但对比他们上级、下级或普通群众之间，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是大不相同。有职务、有实权的人物占有更多的安全保证和服务之类公共产品，而普通大众则在履行完纳税义务的同时，却不得不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合法方式努力保护着自己。现实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高级领导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贪污、腐败案件中，鲜有省、市级领导出庭作证的。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最好的官员都会因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
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这种情形是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验证：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在长时间内、多次相同的社会互动中积累的出庭后果，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再经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进行自然筛选，得出了个人理性的最终选择。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象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证人出庭的法定性中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这样又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呢?
（二）中国人情社会千年积淀下来的巨大世俗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依靠着社会心理的惯性在阻碍证人的出庭作证的行为。它严重干扰了证人的理性决断，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深刻地制约着证人的作证行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论述过，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关系网就象是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一颗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离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再往后是亲戚朋友，以次类推，直到离自己最远的一圈。每个人都是一颗石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只对圈子里的人信任、扶助，对圈子之外的人时刻怀有戒心；而圈里的人遵守着同样的规则(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和推行的道德准则)，对他也信任、扶助。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人际关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在生活着。刑事案件中常见的情况是：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往来密切，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破坏了“交互利、兼相爱”的准则（这种“利”或许很自私，这种“爱”或许不受法律保护）。现在还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长时间的生活习惯侵化到我们的思想中，形成了“意蒂牢结”，控制了我们的思维、行为，使我们不得自由思考行事。于是，出于人类运用理性的“冲动”和追求“自由”的天性，我们便要对旧思想进行“祛魅”，加以理性的批判（批判仅指一种理解和扬弃，是理性反省理性自身的过程）。通过批判思想才能获得独立，如此我们就可以与时俱进，将自己的观念纳入到现行的社会制度文化中去，形成自觉地依法行事的新观念、新风尚。但我国目前尚处于也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模式尚未建立之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赖着延续已久的社会人际关系生活着。若为了出庭作证而破坏了这种美妙的和谐，后果往往是证人与原有的生活关系决裂。在证人脱离了旧有的生活模式，又不能进入新的生活时，等待他的只是在新、旧生活之间长久的徘徊。这时谁又来保障证人的权利?相应的法律救济又在哪里?相应的道德鼓励又在哪里? 这是“谁之正义？何之公正？”
（三）证人作证的价值属性被忽略。证人之所以成为证人，是因为他拥有并掌握他人所不知而又需要的、关于案件的情况，正是因为他人不知，这种情报具有的稀缺性，稀缺性正是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价值产生的本源；正是因为他人需要，这种情报所具有的价值使证人的作证具有的商品的属性。并且该情报会因为需要的强烈程度不同，其价值形态随之相应波动。在我国，证人内在的价值被社会大众强烈的道德召唤感和使命感淹没了、冲淡了，我们以法律的名义强制他人放弃本该享有的正当利益，去服务于正义的事业而不予补偿，这种观念、行为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强调的价值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在经济上非但没有利益机制的驱使，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其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都是可实际考量的。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四）证人作证意识薄弱。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其中是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为过；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反而不敢出庭。
另一方面，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启蒙阶段过短，公民也没有亲历百年的法治环境的生活积累，没有先天形成对法律的虔信。对法律的虔信有双重含义：一是通过理论验证后所得到的内心确信，二是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总结得出的对法律不可动摇的信任。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讨论证人怠出庭作证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法律的虔信导源于我们对法定义务的明确承担，而不是借口服从于人性弱点的必然律就回避它；但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公民难以实现内心的确信。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向法院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
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存在随意性，也让想出庭作证的人无所适从。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
(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具体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其次，亲历社会生活的经验和通过人际传播、新闻媒介获得的关于证人出庭的案例，难以让一般社会大众满意，社会大众难以从中获得对出庭的相关法律制度及人员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由于目前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并未提高到现行刑诉法所要求的水平上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长期的低薪和司法独立的不完全，影响了司法工作人员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深同情和理解, 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走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直接导致了辩护人和证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和信念产生根本的动摇。证人逐收回了对法律的忠诚，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由此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在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以上所有的探讨皆建立在笔者对刑诉长时间的思考之上，这种思考只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或许是残缺的，但它是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直面现实、勇敢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