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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时间:2024-07-02 11:15:07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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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民族健康素质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全党、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卫生事业,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卫生队伍已具规模,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卫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医药生产供给能力显著改善,中医药事业得到继承发扬。卫生改革取得成效并逐步深化,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爱国卫生运动深
入开展,部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已得到控制或基本消灭。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平均期望寿命由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70岁,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为31.4‰。四十多年来,卫生工作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大卫生人员为保护和
增进人民健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应该看到,当前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地区间卫生发展不平衡,农村卫生、预防保健工作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卫生投入不足,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存在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现象,卫生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同
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差距,卫生工作尚未得到全社会的充分重视。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领导需要进一步加强,卫生改革亟待深化。
今后15年,卫生工作任务繁重。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改善卫生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将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相关的卫生问题日益加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上升。一些传染病
、地方病仍危害着人民健康,有些新的传染病对人民健康构成重大威胁。这一切要求我国卫生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与提高。
从现在到2010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为了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卫生工作任务,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共中
央、国务院特作如下决定。

一、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
(1)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不断深化卫生改革,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包括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卫生执法监督的卫生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
卫生保健,国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在全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民健康需求的、比较完善的卫生体系,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达到或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欠发达地区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
(2)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方针是: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3)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卫生事业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人民健康保障的福利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政府对发展卫生事业负有重要责任。各级政府要努力增加卫生投入,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筹集发展卫生事业的资金,
公民个人也要逐步增加对自身医疗保健的投入。到本世纪末,争取全社会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
(4)卫生改革与发展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的关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收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倾向。
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中心,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体现社会公平,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
发展卫生事业要从国情出发,合理配置资源,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率。重点加强农村卫生、预防保健和中医药工作。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
举办医疗机构要以国家、集体为主,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为补充。
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利用和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卫生行业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卫生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技术水平。

二、积极推进卫生改革
(5)卫生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卫生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遵循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逐步建立起宏观调控有力、微观运行富
有生机的新机制。
(6)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为城镇全体劳动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保障水平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保险费用由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实
行属地管理。要切实加强对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对医患双方的制约机制,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支付方式,有效地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于搞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起着重要的作用,要积极参与改革,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遏制浪费。同时,政府要切实解决好医疗机构的补偿问题。
“九五”期间,要在搞好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基本建立起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
(7)改革卫生管理体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转变职能,运用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规划指导、信息服务和经济手段等,加强卫生行业管理。
要合理配置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卫生资源,提高卫生资源利用效率。区域卫生规划是政府对卫生事业发展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它以满足区域内全体居民的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为目标,对机构、床位、人员、设备和经费等卫生资源实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
市(地)级政府根据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区域卫生规划指导原则和卫生资源配置标准制定当地区域卫生规划,并组织实施。卫生行政部门依据区域卫生规划,对区域内卫生发展实行政策指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对现有卫生资源要逐步调整,新增卫生资源要严格审批管理。
企业卫生机构是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逐步实现企业卫生机构社会化。
(8)改革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逐步形成功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网络。基层卫生机构要以社区、家庭为服务对象,开展疾病预防、常见病与多发病的诊治、医疗与伤残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妇女儿童与老年人、残疾人保健等工作。要把
社区医疗服务纳入职工医疗保险,建立双向转诊制度。有计划地分流医务人员和组织社会上的医务人员,在居民区开设卫生服务网点,并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城市大医院主要从事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诊疗,结合临床实践开展医学教育和科研工作,不断提高医学科技水平,还要开发适宜技术,指导和培训基层卫生人员。
社会力量和个人办医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对其积极引导,依法审批,严格监督管理。当前,要切实纠正“乱办医”的现象。
(9)改革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卫生机构要通过改革和严格管理,建立起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运行机制。
卫生机构实行并完善院(所、站)长负责制。要进一步扩大卫生机构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继续深化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改革,运用正确的政策导向、思想教育和经济手段,打破平均主义,调动广大卫生人员的积极性。
加快制定卫生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标准,规范财政对卫生机构的投入,改革和完善卫生服务价格体系。调整医疗机构收入结构,降低药品收入在医疗机构收入中的比重,合理控制医药费用的增长幅度,医疗收支和药品收支实行分开核算、分别管理。
在保证完成基本卫生服务任务的前提下,医疗机构可开展与业务相关的服务,预防保健机构可以适当开展有偿服务,以适应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同时要加强监督管理。

三、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实现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
(10)农村卫生关系到保护农民健康和振兴农村经济的大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予以加强。
初级卫生保健规划提出了到2000年不同地区农村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落实初级卫生保健规划是做好农村卫生工作的关键。各级政府要把这项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行目标管理,为小康县、乡、村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
(11)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对于保证农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落实预防保健任务、防止因病致贫具有重要作用。举办合作医疗,要在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坚持民办公助和自愿参加的原则。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要通过宣传教育
,提高农民自我保健和互助共济意识,动员农民积极参加。要因地制宜地确定合作方式、筹资标准、报销比例,逐步提高保障水平。预防保健保偿制度作为一种合作形式应继续实行。要加强合作医疗的科学管理和民主监督,使农民真正受益。力争到2000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
式的合作医疗制度,并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
(12)加强农村卫生组织建设,完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合理确定卫生机构的规模和布局,调整结构和功能。切实办好县级医院,提高其综合服务能力。继续加强县级防疫、妇幼保健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三项建设工作,力争“九五”期间基本实现“一无三配套”(无危房,房
屋、人员、设备配套)的目标。乡镇卫生院要做好预防保健工作,努力提高医疗质量,重点加强急救和产科建设。村级卫生组织以集体办为主。乡、村卫生组织的经营管理形式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健全农村的药品供应渠道,保证用药安全有效。
(13)巩固与提高农村基层卫生队伍。合理解决农村卫生人员待遇,村集体卫生组织的乡村医生收入不低于当地村干部的收入水平。通过多种形式培训,到2000年使全国80%的乡村医生达到中专水平。严禁非卫生技术人员进入卫生技术岗位。
医药卫生院校要做好定向招生和在职培训工作,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卫生技术人员。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大专以上毕业生到县、乡卫生机构工作。
(14)建立城市卫生机构对口支授农村的制度,采取人员培训、技术指导、巡回医疗、设备支持等方式,帮助农村卫生机构提高服务能力。城市卫生技术人员在晋升主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之前,必须分别到县或乡卫生机构工作半年至1年。
(15)要高度重视并做好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各级政府要把卫生扶贫纳入当地扶贫计划,安排必要的扶贫资金,帮助这些地区重点解决基础卫生设施、改善饮水条件和防治地方病、传染病。要把扶持这些地区卫生事业发展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内容。鼓励发达地
区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

四、切实做好预防保健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6)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工作要全面负责,加强预防保健机构的建设,给予必要的投入,对重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要保证必需的资金。预防保健机构要做好社会群体的预防保健工作。医疗机构也要密切结合自身业务积极开展预防保健工作。要宣传动员群众,采取综
合措施,集中力量消灭或控制一些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和地方病;加强对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的预防和控制;积极开展对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增强对突发性事件引发的伤病及疾病暴发流行的应急能力。重视对境内外传染病发生和传播动向的监测。


(17)认真做好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和学校卫生工作。改善生活、生产、工作、学习、娱乐等场所卫生条件,加强环境卫生监测和职业病防治工作,保护人们的健康权益,不允许以污染环境、危害健康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
(18)健康教育是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十分重视健康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积极推进“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要普及医药科学知识,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破除迷信,摒弃陋习,积极参加全民健身活动,促进合理营养,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大力宣传和推广无偿献血。
(19)依法保护重点人群健康。加强妇幼保健工作,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实现《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的目标。积极开展老年人保健、老年病防治和伤残预防、残疾人康复工作。
(20)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发动群众参与卫生工作的一种好形式。在城市继续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提高城市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增强市民的卫生文明意识,促进文明城市建设。在农村继续以改水改厕为重点,带动环境卫生的整治,预防和减少疾病发生,促进文明村镇建设。城乡
都要坚持开展除“四害”(蚊子、苍蝇、老鼠、蟑螂)活动。

五、中西医并重,发展中医药
(21)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独具特色和优势。我国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互相补充,共同承担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的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领导,逐步增加投入,为中医药发展创造良
好的物质条件。中西医要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促进中西医结合。
各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族人民健康的作用。
(22)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认真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又要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坚持“双百”方针,繁荣中医药学术。
中医医疗机构要加强特色专科建设,改善技术装备条件,拓宽服务领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需求。注重发挥中医药在农村卫生工作中的优势和作用。
根据中医药发展需要,积极培养中医药各类专业人才,努力造就新一代名中医。认真总结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办学经验,不断深化改革,办好现有高等中医药院校。继续做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经验的继承工作。加强对重大疾病防治、中药生产关键技术、中医复方以及基础理论的
研究,力争有新的突破,整体学术水平有新的提高。积极创造条件,使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
(23)积极发展中药产业,推进中药生产现代化。改革、完善中药材生产组织管理形式,实行优惠政策,保护和开发中药资源。积极进行中药生产企业改革,逐步实现集约化、规模化。中药经营要按照少环节、多形式、渠道清晰、行为规范的原则,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流通体制。加快制定中药的质量标准,促进中药生产和质量的科学管理。

六、推动科技进步,加强队伍建设
(24)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针对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疾病,在关键性应用研究、高科技研究、医学基础性研究等方面,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力求有新的突破,使我国卫生领域的主要学科和关键技术逐步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深化卫生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结构,分流人员,增强卫生科研机构的活力。保证重点卫生研究机构和重点学科、实验室的投入和建设。促进卫生科技与防病治病相结合,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大力推广适宜技术。高度重视科技信息的开发、利用和传播,加强信息管理。
扩大卫生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双边、多边、官方、民间等多种形式,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智力和管理经验。做好卫生援外工作。
(25)办好医学教育,培养一支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合理、德才兼备的专业卫生队伍。深化高等医学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完善研究生培养和学位制度以及继续教育制度。临床医生的培养既要注重基础理论,更要注重临床综合技能。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全科医生
。高度重视卫生管理人才的培养,造就一批适应卫生事业发展的职业化管理队伍。重视学术带头人与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努力创造条件,使优秀人才尤其是中青年人才能脱颖而出。鼓励留居海外的卫生科技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各种形式为祖国服务。
中等医学专业教育要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业,重点做好农村卫生队伍的正规化培养工作。对社会举办的医药专业学校,教育和卫生部门要严格审批,加强管理。
各级各类卫生专业教育,都要突出职业道德教育,为全面提高卫生队伍素质打好基础。
要建立医师、药师等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不断完善城乡卫生技术职称评定和职务聘任工作。
(26)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教育广大卫生人员弘扬白求恩精神,树立救死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满腔热忱,开拓进取、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一切有损于群众利益的行为。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
要同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和促进卫生改革与发展相结合,持之以恒,务求实效。对模范卫生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要大力宣传、表彰奖励。要完善内部监察和社会监督制度,坚决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七、加强药品管理,促进医、药协调发展
(27)药品是防病治病、保护人民健康的特殊商品。必须依法加强对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价格、广告及使用等各个环节的管理,严格质量监督,切实保证人民用药安全有效。国家建立并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和中央与省两级医药储备制度。
积极探索药品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形成统一、权威、高效的管理体制。
(28)制定医药发展规划,使医药产业与卫生事业协调发展。加强宏观管理,调整医药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国有大中型医药生产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形成规模经济。严格按照药品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加快医药生产经营企业的技术改造,加强科学管理。鼓励和支持新药
研究与开发,增强我国医药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
(29)改进和加强药品价格管理。国家制定药品价格政策,实行分类管理。要限定最高价格,控制利润率。对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质优价廉的药品,制定鼓励生产流通的政策。加强对进口药品的审批与价格管理。
(30)整顿与规范药品流通秩序。加强对药品经营、销售的管理,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取缔非法药品市场和商业营销点,坚决制止药品购销活动中给予和收受回扣等违法行为。药品经销机构要自觉抵制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让人民放心满意的服务。
(31)重视并积极支持医疗仪器、医疗设备、医用材料、医用装置的研制、开发,提高质量,加强生产与使用的监督、管理。

八、完善卫生经济政策,增加卫生投入
(32)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积极拓宽卫生筹资渠道,广泛动员和筹集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发展卫生事业。
公立卫生机构是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继续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地方政府要切实解决其社会负担过重的问题。
政府举办的各类卫生机构的基本建设及大型设备的购置、维修,由政府按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给予安排;离退休人员费用和卫生人员的医疗保险费按国家规定予以保证。预防保健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基本预防保健业务经费由财政预算安排,其有偿服务收入纳入预算管理,不冲抵财政拨款
。卫生执法监督工作的费用由财政予以保证,实行“收支两条线”。医疗机构的经常性支出通过提供服务取得部分补偿,政府根据医疗机构的不同情况及其承担的任务,对人员经费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对重点学科发展给予必要的补助。乡镇卫生院及贫困地区卫生机构的补助水平要适当提
高。
对农村卫生、预防保健、中医药等重点领域,中央政府继续保留并逐步增加专项资金;地方政府也要相应增加投入。
(33)采取多种形式,多渠道筹集卫生资金。国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自愿捐资,支持卫生事业。建立基金会,对无支付能力的危急患者实行医疗救助。
农村乡统筹要有一定数额用于农村卫生工作,村提留要有一定数额用于合作医疗,乡镇企业和其他乡村集体经济的收入也要支持农村卫生工作与合作医疗,具体筹资办法和比例由地方政府或集体经济组织确定。农民自愿缴纳的合作医疗费,属于农民个人消费性支出,不计入乡统筹、村
提留。
各地还可因地制宜开拓其他筹资渠道。欢迎境外友好团体和人士支持我国卫生事业。
(34)完善政府对卫生服务价格的管理。要区别卫生服务性质,实行不同的作价原则。基本医疗服务按照扣除财政经常性补助的成本定价,非基本医疗服务按照略高于成本定价,供自愿选择的特需服务价格放宽。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收费标准要适当拉开,引导患者合理分流。当前,
要增设并提高技术劳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降低大型设备检查治疗项目过高的收费标准。建立能适应物价变动的卫生服务价格调整机制及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制度。适当下放卫生服务价格管理权限。各级政府要把卫生服务价格改革纳入计划,分步实施,争取在二三年内解决当前存在的卫生
服务价格不合理问题。
(35)卫生机构要加强经济管理,勤俭办卫生事业。要健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改进核算办法,完善劳动收入分配制度,规范财务行为,提高财会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卫生经费使用效益。加强审计和财政监督。

九、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领导
(36)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发展卫生事业的根本保证。卫生健康、生老病死涉及到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卫生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关心群众疾苦、密切党群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事来抓,每年至少讨论一两次。要把卫生改革与发展列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同步实施,并切实解决卫生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卫生改革与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卫生工作。
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针对性地做好卫生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员领导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以身作则,廉洁奉公。
(37)卫生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中央政府领导全国卫生工作,主要负责制定卫生法规、政策和国家卫生事业规划,指导和协调解决全国性的或跨省区的重大卫生问题,并运用各种方式帮助地方发展卫生事业。各级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卫生工作全

面负责,将其作为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和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要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并接受监督与指导。
(38)推进卫生法制建设。要加快卫生立法步伐,完善以公共卫生、与健康相关产品、卫生机构和专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卫生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相配套的各类卫生标准。加强卫生法制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卫生法制意识。
各级政府要强化卫生行政执法职能,改革和完善卫生执法监督体制,调整并充实执法监督力量,不断提高卫生执法监督队伍素质,保证公正执法。努力改善执法监督条件和技术手段,提高技术仲裁能力。坚决打击和惩处各种违法行为。
(39)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和爱护广大卫生人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解决好他们的工资待遇、住房等实际问题,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要从政治上关心中青年卫生人员的成长,把德才兼备、具有管理和领导才能的中青年卫生人员,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同时,要注意发挥老卫生人员的作用。
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医学科学、尊重卫生人员的社会风气,建立起良好的医患关系,依法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40)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卫生工作,担负着保护和增进全体官兵身体健康、保障国防建设和军事任务顺利完成的特殊使命,并具有为人民群众服务、支援地方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要加强领导,保证各项卫生工作任务的落实和国家卫生法律的实施。
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本决定的精神,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深化卫生改革、加快卫生发展的计划和措施,并狠抓落实,不断提高我国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1997年1月15日
对我国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和实践一点思考

张毅

内容提要:
缔约过失责任是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的特殊责任制度,我国民事法律对此也做出了一定的规定。但由于理论争议较大,缔约过失责任的实践产生了一些歧异。本文拟从廓清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着手,对我国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适用条件、表现形式,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赠与合同中的信赖利益,与侵权行为的责任竞合等理论和实践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作一反思及研讨,并对我国的相关立法进行评介并提出完善意见。
关键词:
有效型缔约过失责任、先合同义务、缔约过失责任产生的空间和适用的时间范围、责任竞合。
一、 前言
缔约过失责任,又称前契约责任 ,有的学者直接称为缔约过失。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未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具体概念,但国内民法学界通说认为,《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就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 ,即“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法》第42条也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至于何谓缔约过失责任,学者们的归纳见仁见智,因对缔约过失责任不同范围不同理解所下的概念各不相同。总的概念要素是一致的,本人认为总的定义可以为: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违反先合同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定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实质上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缔约过程中的体现。从严格意义上讲,缔约过失责任并不属于合同法范畴,而是一项独立的债权制度,是债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并立的债的产生原因,当事人得依缔约过失责任形成独立的债权请求权。缔约过失责任不是违约责任,也不是侵权责任,虽然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缔约过失责任曾被归入违约责任,也曾被归入侵权责任体系内,但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仅依靠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不能周密得保护缔约当事人的,缔约过失责任正是基于弥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功能上的欠缺而自成独立之制度。不仅于此,交易是个过程,起初是当事人开始接触,而后是互相洽商,最后成交。法律保护交易,应该是对整个过程加以全面的规制:对成交的保护通过赋予合同关系并配置违约责任的途径达到目的;接触磋商的保护通过无主给付义务的法定债这一关系并配置缔约过失责任的方式完成任务。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突破了传统合同法违约承担民事责任的观念,弥补了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调整范围存在前契约义务的漏洞,对于有效和全面保护缔约人的合法利益,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维持市场经济秩序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对缔约过失责任规定简单故存在争议多,同时缔约过失责任作为民法理论问题在许多方面仍待完善,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文就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二、缔约过失责任分类和我国缔约过失责任分类规定的定位
目前对我国缔约过失责任的分类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狭义型:是合同未成立型也称传统型,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以合同不成立为前提 。第二种广义型:包括合同未成立型和合同无效型 。这里的合同无效型不仅仅指合同法效力中的无效合同(合同法第52条),还包括可撤销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无效后的缔约过失责任,但不包括附条件合同(合同法第45条)无效后的情况,因为严格地讲附条件合同是以合同成立为基础的,其信用危机的产生时间是在合同成立后,故不能讲其有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前提,因而不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条件。(对此下面另叙)。第三种最广义型:是在第二种观点的基础上再承认合同有效型 。同样这里的有效也是广义的不仅指合同生效后的缔约过失责任还指可变更和可撤销合同变为有效合同后的缔约过失责任。第四种是承认合同未成立型和合同有效型 。本人同意第三种观点,本人认为我国合同法的立法和司法近年有了许多变化和发展,原先的较为传统的观念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有必要进行反思,本人主要理由是一、立法上我国合同法第42条没有限定过失责任的种类也就是说该条没有言及合同成立与否,其实已经为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责任留有了法律上的存在空间。二、司法实践上的客观需要,使承认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责任成为可能,从有利于对当事人的合理保护角度讲,合同有效型缔约上过失责任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实际上也已经有意无意地得到在运用和承认,如实践中一个现实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可变更和可撤销合同变为有效合同或合同有效但存在信用过失对相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案件如何处理及法律依据,可变更和可撤销合同变为有效合同中多数人认为只有承认此合同中存在补偿责任,才能解决当事人不行使撤销权时的利益失衡问题。如崔建远教授指出,我国民法也应承认合同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而被变更时,可产生缔约过失责任。因为在合同存在着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原因时,无论是被撤销还是被变更,对于无过错的受害人均有保护的必要,责令有过错的缔约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都具有相同的理由。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仅规定在合同被撤销时可产生缔约过失责任,排除了合同被变更时的缔约过失责任,并无充足的理由 。曹士兵法官也持此类似观点,他认为相对无效合同,相对于绝对无效而言,受利益损失的当事人有撤销合同的权利,合同在撤销后归于无效,按无效合同处理。但当事人也有选择不撤销合同,让合同有效的权利。合同在不撤销的情况下,合同相对人对受损失的当事人所负的赔偿责任应是必要的,如因显失公平成立的合同,受损失方在接受合同标的的情况下,受益方对损失方给予补偿的责任。可是我国《合同法》也做了类似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的规定,但《合同法》第54、55条及58条并没有规定变更合同后能发生赔偿责任,如不承认有效型过失责任就会出现客观上需要合同相对人对受损失的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却没有法律依据的矛盾,如法官强行以法理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就会有无根据地创造责任类型之嫌。对此如果承认合同法第42条中的缔约过失责任中包括有效型的缔约过失责任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立法和实践存在的无法可依的矛盾问题,我们就可以用合同法第42条为依据处理好受害人的损失。同样在合同生效后也存在受害人可能因对方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的信用过失造成当事人一定的损害的情况如企业买卖合同中遗漏债务造成买受方损失,出卖方在买受方在接受企业的基础上对买受方承担的补偿责任。同样会出现如果不承认有效型过失责任,则合同法中没有相应的赔偿的法律规定,实践和立法的矛盾同样也存在。曹士兵法官将上述两类合同有效的过失赔偿责任统称为补偿责任,并明确认为第二类有效型合同的补偿责任是合同生效后的缔约责任,也属于缔约过失责任,如果将我国合同法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扩大到合同生效阶段,就无需用补偿责任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了。而所谓的补偿责任法律依据显然是无处可寻的,只有从立法的价值上做出判断。另外,曹士兵法官还在《合同法中的责任体系》一文中明确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与合同效力没有关系 ,实际上是认为合同生效后并不排除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追究。三、从比较法看自1912年德国法院判决采纳有效场合的缔约责任后,肯定合同有效缔约合同的缔约过失一直成为通说见解。从各国立法规定来看,一般只是规定过失行为发生在缔约之时,并不以合同是否有效成立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要件。例如1940年《希腊民法典》第198条之规定:于为缔结合同磋商之际,因过失致相对人遭受损害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契约未成立亦然。此规定隐含的意思是:缔约之际因过失致相对方损失,契约已成立,也应负缔约责任。该规定只不过强调契约未成立这种情况而已。台湾省近年民法债编修订中,在第254条之1规定:契约未成立时,当事人为准备或商议订立契约而有左列情表之一者,对于非因过失而信其契约能成立致受损害之他方当事人,负赔偿责任。一、就订约有重要关系之事项,对他方之询问恶意隐匿或为不实之说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经他方明示应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泄漏者,三、其他显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者 。从台湾省的此规定可以看出其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仅调整“合同未成立时”的信用过错,对比之下我国合同法对缔约过失的规定显然大部分是参考了台湾省的规定,从而二者规定是大同小异的,异在何处呢?主要异在我国合同法没有使用“合同未成立时”而是使用了“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的语句,只是要求违反信用的行为必须产生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也就是合同成立前。再对比台湾省民法和《希腊民法典》上述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可以清晰地发现,台湾省是以合同未成立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必要条件,而希腊不以合同未成立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必要条件,两者的差异明显不同,我想我国立法者如果有意排除无效型和有效型缔约过失责任完全可以参照台湾省的立法方式使用“合同未成立时”来限定。根据我国新《合同法》规定,缔约过失责任也不以合同未能有效成立为条件,只是要求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必须发生在合同缔约过程,有效型责任从构成要件上讲也是完全符合合同法第42条的,因此本人认为我国合同法没有限定条件当然可以做包括无效型和有效型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解,从逻辑上讲这也是缔约过失责任概念外延周延的表现,不然只能说是立法的失误。
本人认为承认我国合同法包括生效型责任应是合同责任体系的发展和进步。我国各界也不断有更多的学者和论著、文章承认了此观点,如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韩世远的《合同法总论》、曹士兵《合同法中的责任体系》等。此问题已经并不是简单的学理争论问题而应是有重大立法和司法实践意义的问题,未来的民法典立法对此应该有所反思。
三、具有可归责性(过错)问题
具有可归责性(过错)问题发生的认定及司法实践意义是防止缔约过失责任任意扩大适用的关键,因此是必须注意的事项之一。当事人在签约过程中讨价还价,最后没有达成协议是正常的。缔约过失责任不是为了约束正常经济交往中的各方,而是为了约束违背诚实信用的当事人并对由此受损失的对方给予救济。因此要区分正常的退出谈判和恶意磋商,区分信息不全和故意隐瞒重要事实和提供虚假情况,以避免缔约过失责任的泛化。但这往往在实践中是认定的难点,因此是适用好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重点,而对此的关键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中的过错要件,对过错原则须有一个恰当的认识。所谓过错,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概念,它是指支配行为人从事在法律上或道德上应受非难的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对方利益的损害,仍追求或放任这种损害发生的主观心态。过失又可分为因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前者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对方利益的损害,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的一种主观心态,简称疏忽;后者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对方利益的损害,但自信能够避免却并未能够避免损害发生的一种主观心态,简称懈怠。 缔约过失责任虽然名为“过失”责任,但决不能将缔约过失责任仅仅理解为过失责任,故意不构成缔约过失责任。事实上,这里的“过失”是指过错,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故意和过失,缺少任何一方面都将是跛脚的。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1)、过错是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当事人的行为导致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时,其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必须具有故意或过失。过错应当是当事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必需的一个构件,如果当事人行为时并不具备主观过错,就可以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2)、过错是缔约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所谓归责原则,是指使当事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依据和准则。过错是一种重要的归责原则,正是由于当事人具有主观过错的心态,故意或过失的行为造成他人信赖利益的损失,才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过错是行为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重要依据,坚持过错原则,也是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要求,它不仅能制裁和教育责任人,同时也具有淳化道德风尚,提高公民素质的作用。强调过错是缔约过失责任的要件,但是并不是有过错都要承担责任,也就是在无效合同缔约过失责任中,如果受损失一方对合同自始会无效在主观上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其损失应当自行承担,也就是说,该当事人独自承担损失的后果,而不能要求对方分担。这往往是司法实践运用中的盲点,是要十分注意的。
四、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
也就是对合同法第42条,特别是对“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合同法第42条第3项)这一口袋条款如何理解,此问题是缔约过失责任中争议最大,司法实践适用中难点最大的问题,如合同法第42条第1项有学者认为此项规定为缔约过失责任不妥,是属真意保留范畴而不应适用由缔约过失责任来规范 ;缔约过失责任的主要表现情况是什么?;缔约过失责任的情况产生于何阶段(适用的空间范围);追究缔约过失责任的时间性如何?(适用的时间范围);缔约过失责任是法定责任而以“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概括是否妥当,在实践中此种法定责任的适用变成法官的司法认知和自由裁量,与真正意义上的法定责任的概念是否矛盾?等等。
本人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应根据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即存在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主观上有过错、造成损害结果的存在、行为与损害间存在因果关系)给予认定,可按缔约过失责任的分类进行具体确定。由于笔者同意缔约过失责任上述第三种分类法,因此认为“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对方的商业秘密;(4)未尽必要的通知、告知义务或者疏于照顾,致使对方当事人对合同性质或条款产生重大误解而被撤销;(5)歪曲事实致使对方当事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为缔约行为;(6)要约人违反有效要约,即违反合同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撤回要约;(7)悬赏广告不成立或悬赏人撤销悬赏广告,致使相对人利益受损害;(8)违反意向书、备忘录等初步协议中规定的义务;(9)因一方缔约过失致使合同不具备法定或约定的形式要件而被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未成立或确认合同无效;(10)依法需经批准、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因未被批准、登记而使合同归于无效,无过错一方在合同成立后为准备履行而受到损失;(11)效力待定合同未获追认权人追认,致使相对人利益受到损害;(12)缔约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因一方过错使订立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致使合同成立后被确认无效;(13)可撤销合同被变更的情形。(14)因撤销权的消灭而变为完全有效合同的情形。(15)合同有效但订约中过失(遗漏)造成相对方损害的。(16)其他违反先合同义务致使相对人受到损害的行为。本人认为为了指导法官正确适用法律,使法律的适用有确定性和预见性,更加体现法定性,可以像对《婚姻法》的法定离婚条件“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做出司法解释一样将上述“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的缔约过失的具体情形做出司法解释。缔约过失的具体情形确定后与此相对应、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作为缔约过失责任适用前提的先合同义务,如何确定是否已存在于当事人之间,即先合同义务的存续期间如何把握,对此问题实践中争议是比较大的。对于先合同义务的违反及判断标准通说认为一般情况下,自要约生效开始产生先合同义务比较适合。另外是否承认“社会生活安全义务”也和适用范围有密切联系。最为典型的是若某人进入商场时,刚推开门,商场的玻璃门掉下来,将其手划伤。商场是否构成缔约过失?对此有主张肯定缔约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由受害人选择主张 。另有主张强调缔约上过失责任的发生须以当事人之间有缔约上的联系(缔约关系)为前提,否则,无从发生合理信赖也无从出现由诚信原则产生的义务。设例中双方没有形成缔约过失,甚至很难确定受害人具有购货之意思或订约意图,故不构成缔约的过失。该见解进一步主张,即使某人进入商场后,因为商场中的路面很滑而摔伤,或者因为商场悬挂的物品掉下砸伤,也不能认为商场构成缔约过失,其原因在于受害人进入商场并不意味他已经和商场发生了缔约上的联系,他与商场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的接触,很难确定他具有明确的缔约意图。更何况进入商场的人较复杂,随便逛逛的很多,不能说进入商场就是要订约,故设例中的受害人的损失只能按侵权责任而不能按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处理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将“社会生活安全义务”纳入了先合同义务的范畴,如此显然是违反了先合同义务的真正含义而做出了扩大的学理理解。如此必然会造成缔约过失责任的滥用。另缔约过失责任的发生可否发生在要约发出之前也是界定缔约过失责任的一个争议点。有人认为在一些例外的场合也可以将缔约过失责任界定在要约发出之前。如一方当事人发出要约邀请,而另一方当事人与之进行谈判磋商,此时应认定当事人具有订约的意图,因此在该场合,应将这种先合同义务界定在发出要约邀请之后所为磋商之时 。又如进行虚假广告招揽顾客也会引发要约邀请过失责任 。本人不同意此观点,因为先合同义务是随着当事人之间的接触及信用关系的增强而逐步产生的,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其本质决定了它只能以一定的信用状态为标准作为确定某一明确的点作为其起止时间的标志。一般来说,双方刚开始接触时,彼此间的信用度较弱,所以对对方的期待和义务也较弱,如此时一方就做出了相当的付出,这是违反一般的交易所应有的注意的,即违反了自我保护的注意义务,因此而受到的损失不属于信赖利益的损失,应由其自己来承担。但如果双方已经有了较多的实质性接触,信用关系已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此时,一方当事人基于信用关系向对方做出一定的付出,这种付出如果由于对方对信用关系的违反而受到损失,则属于缔约过失责任,应由违反信用的一方赔偿损失,本人认为要约邀请作为合同缔约的特殊阶段其本身的性质在法律上就没有任何约束力,也就是讲合同法上本身就不对其要求当事人有一定相互制约关系,而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因此不应认定双方当事人在此阶段有一定的信用上的联系,也就无从谈起双方间存在相互的注意等义务,从而在实践中应排除缔约过失责任可产生在该空间范围内。本人认为上述第一种情况都没有就合同的实质内容进行商谈从而双方当事人的相互注意义务是十分弱的,不应属于先合同义务的范畴。而第二种情况如果形式上具备了要约的要件即使实质上是虚假的本人认为也应归类于要约的范畴,如果形式上不具备要约的要件则理由同上双方当事人还没有产生包含实质性内容的表示,属当事人草率地轻信对方,就其遭受的损失无权要求赔偿。因此,本人认为确认缔约过失责任可以发生在要约邀请的判断是错误的,必然会使缔约过失责任任意扩大适用,是不切合实际也同法律宗旨是相违背。本人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起点是单一的,只能是从要约算起。因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只有从要约发出时起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才开始进入所谓的实质信用关系阶段,也才产生相互间的特定关系,从而有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的必要,对此有学者在给先合同义务下定义时就给予了肯定,其认为先合同义务是指要约生效后,合同成立之前,缔约双方当事人在磋商时发生的说明、告知、注意等到义务 。
缔约过失责任适用的空间范围,主要是指导致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定事由产生的阶段性问题,即这些法定事由可以在契约历程中的哪些阶段产生。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争点,传统理论多将缔约过失责任限定在缔约阶段,认为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定事由也只能发生在合同的缔结阶段,也即将缔约过失责任适用的空间范围限制在订立合同阶段。我国合同立法也是如此界定的(见合同法第42条)。但是对此界定也受到了不断发展的合同理论和实践的严厉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合同成立后确定合同效力阶段也同样存在缔约过失责任适用的空间。对此作为司法实践者的曹土兵法官也认为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责任其特点之一是义务发生在合同成立或生效之前, 曹土兵法官显然是以实践的需要来理解的,但从学理上解释合同法第42条中的“订立合同过程中”不应包括合同成立至合同生效这段时间,因为合同的订立一般由要约和承诺两阶段组成,完成了两阶段达成协议就成立了合同。争点的产生如:在附条件合同中,在条件尚未成就之前,一方因恶意促成条件成就的,应视为该条件不成就,此时恶意一方应承担什么责任?一种观点认为,应按违约责任处理,而理由是合同成立 。本人认为,不能仅因为合同已成立就适用违约责任,毕竟该合同没有发生法律效力。违约责任“是因为违反有效合同而产生的责任,它是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就是说,违约责任适用的一个前提就是合同必须生效。因为只有在合同生效后,才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拘束力,才能形成有效的合同关系,债务人才负有必须履行合同债务的义务。相反,如果合同只是成立而没有生效,则当事人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合同关系,债务人也没有必须履行债务的法定义务,也就无从适用违约责任。在附条件合同中,一方当事人的恶意促成条件的成就,并不能使合同生效,故适用违约责任也就无从谈起。那么,如何制裁恶意阻拦合同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呢?从结果分析缔约过失责任显然是一种理想的选择。然而附条件合同是已成立的合同,没有生效是因为所附条件的不成就,所附条件的不成就是因为一方当事人恶意阻碍或延续其成就,这种恶意发生在效力确定阶段也就是讲是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显然不符合合同法42条规定必须产生在合同成立之前的限制性条件。那如何解决呢?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法定登记的抵押权要求以登记为合同生效要件,因此在合同法生效后,对与债权人签定抵押合同后又恶意拒绝登记的抵押人虽然抵押合同不生效,抵押权自始未设立,是否可以依合同法第42条(三)的规定,裁决其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此例亦是表现为合同成立后效力产生前的信用问题。从结果选择角度讲本人认为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不无道理,可以恰如其当地使当事人受到保护。因此缔约过失责任的定义中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定事由的产生阶段应给予扩大是立法必须反思的问题。在实践中出现上述情况如不承认此阶段上述行为是缔结过失责任范畴那么以何法律依据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呢?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对此就不保护了吗?显然上述二例是要给予保护的,也是民法公平、信用原则的客观要求,但是如保护只能以民法原则规范,但都以民法原则作为定案的准绳,不正是体现了我国合同法的不完善吗。本人认为对此的解决方法就是在未来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中要将缔约过失责任的发生阶段“订立合同过程中”改为“订立合同过程中或合同成立后尚未生效前”或者明确规定上述两类情况造成当事人信赖利益损失的比照缔结过失责任适用。
缔约过失责任适用的时间范围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是指在什么时间可以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亦即在什么时候追究并让当事人承担这种责任。此问题和缔约过失责任的分类相联系。我认为可以适用于合同的整个过程也就是可以适用于合同未成立阶段、无效阶段、有效阶段。如此在有效型缔约过失责任在理论上可能会出现对同一合同案件同时追究一方或双方的违约责任和过失责任,也就是会产生重复和交叉适用违约和缔约过失责任的情况(当然其中涉及对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权时效的规定,这是将来民法典制定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对此问题本文不做论述)。但这往往在实践中难以为人理解和接受。笔者认为随着民法理论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用及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如真意保留理论的提出对合同法第42条规定“假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条款的质疑 以及违反情报提供义务即合同法第42条第2项的规定中以合同有效型占典型性为现状的情形 ,可以发现未来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必然是以合同有效阶段的适用为重要内容。
五、赠与合同中的信赖利益问题
在实践中赠与合同中的缔约过失责任运用争议较大,现实例评释说明缔约过失责任是否适用于赠与合同的法理性:
(一)案情:被告崔某为一个体户,长期在外经商。2000年5月初被告返回家乡时发现原告(某街道幼儿园)房屋年久失修,且拥挤不堪,便主动提出愿捐款100万元为原告盖一栋小楼,但原告同时也必须为此投入一笔配套资金。原告当即表示同意。同年5月25日,原告又与被告协商确定资金到位时间和开工时间,被告提出其捐款将在9月底到位,在此之前请原告作好开工准备,包括准备必要的配套资金。同年7月初原告开始将其原有5间平房拆除,并于7月底找到一家信用社贷款50万元,期限为1年。同年9月初,原告找到被告催要捐款,被告提出因其生意亏本暂时无力捐款。原告提出可减少捐款,但被告表示仅能捐出数万元。双方不能达成协 议,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诺言,否则赔偿原告遭受的全部损失。被告辩称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他没有义务必须捐款,至于原告遭受的损失是由于其自己原因造成的,他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王利明教授认为本案首先要确定合同是否成立。他认为本案合同是不成立的,理由是赠与合同乃是一种单务的、无偿的合同,即赠与人仅单方面承担移转财产给受赠人的义务,而受赠人并不需要履行一定义务,更不需付出相应的对价。如果认为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使赠与人在达成协议时起承担赠与义务,一旦赠与人不能交付赠与物即要强制赠与人交付,对赠与人来讲未免过于苛刻,同时必然混淆了赠与和一般具有交换内容的合同的区别。另一方面,如果双方达成赠与合意以后,赠与人撤回其赠与而使受赠人遭受损害,尽管受赠人不能依据合同获得补偿,但并非不能得到补偿,他完全可依据缔约过失来得到补偿。尤其应当看到,我国司法实践历来承认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该规定在适用中是行之有效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赠与合同自赠与人实践交付赠与物是成立是比较妥当的。并认为,我国新《合同法》立法表述有所改变,第185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受赠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赠与物交付是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但规定受赠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享有撤销权,但这里的撤销是指对合同的撤销还是对缔约承诺的撤销,没有明文表述。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传统民法的实践合同说与诺成合同说的折衷,其立法宗旨也意在保护无偿赠与人的利益。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不妨可以将第186条解释为对承诺的撤回,则标的物交付前合同尚未成立,以和传统民法的实践合同说及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保持一致。基于以上分析王利明教授认为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2条有所规定,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有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民事责任。契约关系是一种基于信赖而发生的法律上的特别结合关系,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基本区别在于,此种责任发生在缔约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只有在合同未成立或者虽然已经成立,但因为不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而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时,缔约人才承担缔约责任。若合同已经有效成立,则因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而致他方损害,就不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因此本案认为合同未成立,由赠与人承担合同缔约过失责任。
对此本人对王利明教授的上述案例分析持不同观点,首先本人认为赠与合同已经有效成立。赠与合同是否是诺成合同学说争议较大,《合同法》颁布前司法实践是以实践合同为办案出发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规定就是证明。《合同法》既没有像明文规定保管合同为实践合同那样规定赠与合同,也没有将“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的司法解释纳入,依据《合同法》第25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赠与合同采纳了诺成合同说,交付为合同的履行。对此许多立法专家意见也较为统一,认为《合同法》关于赠与合同的规定不同与民法通则及其意见的规定,是一种诺成合同 。因此从诺成合同的观点出发,本人认为本案应认定为赠与合同已经成立,故不适用过失责任,由于本例中的赠与是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性质的赠与合同,因此根据合同法第148条规定具有不可撤消性。当事人通常要依约履行合同,但案例的情况是赠与人后来没有依约履行赠与义务,如果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化,则应强制其履行并承担其它违约责任。如果赠与人的经济况状显著恶化符合《合同法》第195条的规定的情况,则赠与人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王秩博士称此条为赠与合同的法定解除 。由于不履行赠与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在客观上造成了合同受赠方的损失,如何公平处理呢?法律依据何在呢?对此本人认为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195条、第94条第(5)项、第97条。理由是第195条属于第94条第(5)项规定的法定解除合同情况,而法定解除后当事人可以依据第97条规定要求赠与方承担合同解除的责任。综上,本人认为本例不存在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条件,显然按本人的观点处理此例受赠人可以受到更好的法律上的保护。
六、合同法第42条、43条与民法通则第61条及合同法第58条的关系及适用
也就是对上述法条间是否矛盾及如何适用问题,这里又涉及通则第61条是否是属过失责任的规定范畴。,对本条的性质学理上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就民法通则61条的争论,仅是一种理论上对法条的解释,并认为从该法条立法理由中也找不到其是否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还认为如果将该条解释为是对责任的规定,也仅仅是一种对民事行为无效或撤消后当事人承担责任的一种解释问题 。本人认为上述观点是不正确的,不可否认该规定是对民事行为无效或撤消后当事人承担责任的规定,但不可认为其就不属于过失责任的范畴。因为所谓范畴是指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的概括和反映。是对一定范围内的事物的反映。只要是该范围内的某一部分的规定就都应属某一特定范畴。该学者还认为如果将民法通则第61条(合同法第58条)规定理解为是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必然会引发另一问题即如何协调其与合同法第42条规定、第43条的关系问题。比如,一方当事人实施了合同法第42规定的行为,造成了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此时应适用合同法第58条(民法通则第61条)还是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又如,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撤销的同时,一方当事人又实施了合同法第3条规定的行为,此时应适用哪条的规定,必然会造成合同第58条或民法通则第61条的弱化与虚无,使用该条规定必然会造成民法逻辑体系的紊乱。最终解决办法,必然是对第42条、第43条做出解释或修正。我不同意此讲法,我认为两规定并不矛盾,理由是1、合同法第42、第43条的规定是对缔约过失责任的总体规范,是属于一般性的总体规定,而通则及合同法第58条仅是对民事行为无效或撤消后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具体规定,二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二者并不矛盾。在适用上,应以特殊优先适用为原则。此种立法方式在合同法立法中是十分普遍的,如合同法第124条本法分则或者其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诉讼法中采此方法立法更是普遍。因此我们总不能认为有了一般的规定就不可以对特殊领域做特殊性的规定,显然上述二者有矛盾的讲法是不对的。本人认为不但不是立法矛盾而是立法技术的成功运用。实践中应按上述适用原则适用,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2、有人也许会提出合同法中无效情况并非都是由合同成立后无效型的过失责任中的情况引起的。也就是讲合同的无效并不都是当事人违反基于诚实信用而产生的法定的先合同义务,如《合同法》第59条之规定,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下不适用于缔约过失责任,然而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造成合同的无效法律上对后果的处理要求上是一致的。我想立法者出于立法方法论的角度考虑,不分别重复地规定无效型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方式和非无效型过缔约过失责任的责任方式,而规定统一的合同无效的责任方式,可同时适用上述二种无效的情况,如此既解决了重复规定的问题又有利用司法实践掌握和操作,正是立法科学性的体现,可谓一举二得。
七、缔约过失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
目前对于过失责任的性质是独立的不同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观点基本为我国所认可,但是正如违约和侵权竞合存在一样,过失责任和侵权责任也存在竞合情况也就是讲也存逻辑上的相交关系。故本人认为也应存在当事人选择法律的适用问题。目前对二者的竞合问题学者论述很少。我认为搞清此问题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为了说明问题先举一个案例:一个人在商场买东西谈价格时由于商场地滑致伤。从合同法的角度分析显然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商场违反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法定的先合同义务,所以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同时我认为也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要求商场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实践中应如何处理此案呢?是否充许当事人做出法律选择。对此我国的民事法律都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本人认为民法典制定时应予考虑。从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价值观出发,我认为应比照合同法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责任竞合可以由当事人选择法律适用的原则出发,也应充许受害人选择对其有利的法律适用。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过失责任和侵权责任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有相互竞合的情形。只有承认并充许受害人选择法律的适用才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其合法权益,真正地实现社会公正。
八、结语
由于缔约责任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问题,理论和判例都还在发展,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尚待研究,如缔约责任的请求权的时效问题,未成立型的缔约过失责任中已交付财产(定金、保证金、预付款、来料加工的标的物等)的返还责任规定问题,有效型缔约过失责任中可否承认合同的解除权等。





主要参考资料
1、 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王利明著,《民商法研究》(修订本),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 曹士兵著,《合同法中的责任体系》,载于李国光主编,《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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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韩世远著,《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6、 吕伯涛主编,《适用合同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课题之一,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7、 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 邢颖著,《违约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9、 《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0、 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国家法官学院编,奚晓明主编,《合同法讲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 房绍坤、郭明瑞主编《合同法要义与案例析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 司法部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编审,李仁玉主编,2001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用书《民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哈尔滨市行政效能监察规定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行政效能监察规定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102号


  《哈尔滨市行政效能监察规定》,已经2003年12月12日市人民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市长 石忠信
                       
二00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条 为提高行政效能,促进依法行政,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对本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效能的监察管理。
  本规定所称行政机关,是指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
  本规定所称行政效能监察,是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效率、效果,以及工作规范情况进行的监察。
  第三条 行政效能监察,应当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规范、自我约束与监督检查、奖励与惩诫相结合。
  第四条 市监察部门负责全市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区、县(市)监察部门依据职责权限负责本辖区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受监察部门委托的单位负责委托范围内的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人事、办公和法制部门应当依据各自的职责协助做好行政效能监察工作。
  第五条 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是本机关行政效能第一责任人,对本机关行政效能负有组织领导职责。
  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将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效能情况作为考核其主要负责人政绩的依据。
  第六条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年度工作目标。
  工作部门制定的年度工作目标,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确认;下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年度工作目标,应当报上级人民政府确认。
  行政机关应当完成本机关的年度工作目标。
  第七条 行政机关应当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严格定员、定岗、定责,根据本单位职责权限和工作实际,确定本部门工作人员岗位工作目标管理办法,保证内部分工协调有序进行。
  第八条 列入人民政府督办检查的事项,承办机关或者单位应当按照督办检查通知规定的要求和时限完成,并回报办理结果;不能按照规定时限完成的,应当在办理时限截止前向提出督办检查要求的部门说明情况。
  第九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法定管理和监督职责,不得推诿、放弃法定职责,不准滥用职权,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十条 行政机关承办事项涉及多个行政部门的,主办部门应当主动做好协调工作,其他部门应当积极配合,不准互相推诿,贻误工作。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本单位职责范围、办事内容、办事依据、办事条件、办事程序、办事时限、需要提交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以及承办机构的承办人、负责人姓名,并印制相关材料。行政管理相对人索要相关材料时,行政机关应当提供。
  行政机关应当设立咨询电话,有条件的应当设立咨询窗口、电子查询系统。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规定的办事时限,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规定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应当结合实际制定并予以公布。
  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和下级行政机关申报的事项,应当在规定的办事时限内办结。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对行政审批事项,应当在受理、审核、审定等环节规定审批标准、审查责任、审查权限、办理时限。
  行政机关受理行政管理相对人申报的行政审批事项,应当随件附经办事项审批表,明确受理、审核、审定每个环节的收件时间、移交时间,由责任人签署意见并签字。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对同一事项的办事程序,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办理的,应当设立一个窗口对外;同一事项需要几个行政机关办理的,应当由一个主办行政机关受理并转告有关行政机关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采取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形式办理。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应当实行首问责任制。行政管理相对人到行政机关办事时,首位接受询问的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其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应当耐心解答,不准推拖或者误导,凡是在本岗位能一次办结的事项必须一次办结。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承办人应当一次性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告知办事的依据、办事程序和所要求的全部申报材料,能当场办理的应当立即办理;不能当场办理的应当出具回执并告知办理时限。
  第十七条 行政管理相对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其提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做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十八条 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询问申报事项的办理进度和结果,有关行政机关承办人员应当如实告知。但涉及保密的内容除外。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办事请求,根据有关规定不能办理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向行政管理相对人说明理由,并向直接行政领导报告。对依法应当出具书面凭证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出具书面理由的,行政机关应当出具。
  行政机关依法书面决定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面向社会直接受理业务的岗位,上班时间不准空岗;工作人员因公出差、请假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岗的,应当向直接行政领导汇报正在办理的事项,做好交接手续,直接行政领导应当指定人员代其行使职责。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遵守机关组织纪律,对上级行政机关和领导的决定、命令应当坚决执行,尽快办理,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不办;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明确提出,上级行政机关和领导不接受的,按照上级行政机关和领导的命令执行。
  行政机关承办上级行政机关和领导交办的事项,自受理之日起,应当随件附经办情况报告,载明各经办环节办理时间,由经办人签字。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脱岗、离岗;
  (二)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要求和意见置之不理;
  (三)办事超过规定时限或者有意拖延;
  (四)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五)对应当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六)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实行绩效考评。具体办法由市人事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四条 监察部门和行政机关应当设立行政效能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可以向监察部门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投诉。
  行政管理相对人向监察部门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投诉,应当据实告知本人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
  第二十六条 监察部门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接到行政管理相对人投诉后,应当认真登记,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通报行政管理相对人。
  第二十七条 监察部门可以聘请社会各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作为行政机关效能监督员,对行政机关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办事手续繁杂、职责不清、互相扯皮、效率低下,行政管理相对人反映强烈的,监察部门或者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要求该行政机关负责人说明情况,提出整改计划,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并限期实施。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由监察部或者同级人民政府追究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一)未完成年度工作目标的;
  (二)未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的;
  (三)承办督办检查事项未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时限完成又不说明情况的;
  (四)未履行法定管理和监督职责的;
  (五)未实行政务公开的;
  (六)无正当理由,办理行政审批事项超过规定时限的;
  (七)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出具书面不能办理的理由拒不出具的;
  (八)不予行政许可不出具书面决定的;
  (九)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十)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情节较重的,进行通报批评,当年年终考核定为基本称职;情节严重的,当年年终考核定为不称职,调整工作岗位或者停职离岗培训,符合辞退条件的,给予辞退处理:
  (一)推托或者误导行政管理相对人的;
  (二)未一次性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告知办事的依据、办事程序和所要求的全部申报材料的;
  (三)行政管理相对人询问不涉及保密的申报事项的办理进度和结果不如实告知的;
  (四)对根据有关规定不能办理的事项不向行政管理相对人说明理由的;
  (五)擅自脱岗、离岗的;
  (六)对上级和领导的决定、命令拖延不办的;
  (七)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正当要求和意见置之不理的;
  (八)办理行政审批事项超过规定时限的;
  (九)对应当制止或者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的;
  (十)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本条前款行为之一,当年年终考核定为基本称职或者不称职的,所在行政机关还应当依照规定扣发其当年年终奖金。
  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贿赂或者违反本规定其他规定构成违纪的,由监察部门或者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法律、法规授权或者依法接受行政机关委托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效能监察,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