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影响公诉活动的八类公安侦查缺陷

郭富选、景宝峰、李旺城


公安侦查缺陷是指在公诉案件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由于主、客观上的原因，在收集证据、查明案情上存在的失误或遗漏。由于当前公安侦查活动存在的缺陷，造成不少案件因事实、证据问题反复退补，降低了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更严重的是导致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破坏了司法的公平正义。我们拟从提出影响公诉活动的八类公安侦查缺陷入手，分析其缺陷的成因及纠正对策。
一、公安侦查存在之缺陷
缺陷一：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讯问不同犯罪嫌疑人。
笔者在一案的办理中发现，在公安讯问笔录上竟显示出同一侦查人员在同一时间段内讯问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其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1]。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有二，一是记录人疏忽大意填错了时间，二是确因人员有限而导致一人在同一时间交替讯问二名犯罪嫌疑人。当这样的证据同时出示时，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名侦查人员办案，造成的后果轻则是法庭上的被动，重则是证据的不被采用，倘若该证据是有罪证据的话，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缺陷二：侦查人员应回避而未回避。
笔者曾经办理过一起故意伤害案，该伤害案发生在某派出所内，民警王某正值案发现场，目睹了案发的全过程，具备了担当证人的资格，他本不该再行使对此案的侦查职能，但他后来作为委托人委托某鉴定机关对该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作了伤情鉴定，并向其他办案人员提供了证言。其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3项的规定[2]，应该回避而未回避。因为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办案人员事前既已了解案情，就有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成为案件的证人。在同一案件中，既作证人又作侦查人员，就容易先入为主，主观臆断，不利于客观全面地收集和分析判断证据，进而影响正确认定案件实事、公正处理案件。
缺陷三：证人担任保证人。
笔者在办理王某交通肇事一案中，经审查发现王某交通肇事后电话通知其外甥高某，并由高某驾车将王某带至交通部门。后来，王某被公安机关决定取保候审，同时准许了由高某担任王某的保证人，其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保证人必须与本案无牵连之规定。我们经审查认为，王某的该行为依法应认定为自首，那么高某就应该以证人的身份向司法机关作证。为此，具有证人身份的高某再担任王某的保证人是欠妥的。
缺陷四：侦查实验程序不合法。
公安机关在办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为了查明事故双方的责任，进行了侦查实验，但卷里无公安局长批准材料，其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3]。虽然侦查实验的结果可能是真实的，但由于没有履行批准程序，承办人将案件退回了公安机关。因为侦查实验是一种再现曾经发生过的侦查手段，为与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达到最大限度地相同，必须保证侦查实验过程中的程序合法，其中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严格履行批准手续。
缺陷五：扣押赃物、赃款不出具正式的扣押清单。
某些公安侦查人员扣押了犯罪嫌疑人的款物后，不仅未出具正式的扣押物品清单，并且卷宗中也无任何反映，甚至于连一张白条也没有，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15条之规定[4]。法律如此规定的目的就是加强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扣押物品等工作的监督，防止某些侦查人员出现违法乱纪现象。所以扣押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后，扣押机关必须出具详细、确实、正式的物品清单。
缺陷六：拘留时间延长不合法。
从笔者办案的实践看，凡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案件，均经过了第一次延长，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经过了第二次延长。由于现行有关司法解释均未对《刑事诉讼法》第69条[5]中规定的“特殊情况”予以规定，为此笔者不能确定公安机关的第一次延长是否合法，但对于约百分之九十的第二次延长，笔者认为有相当一部分是欠妥的。例如，有些案件为一人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市且为初犯。对此情况，拘留的羁押期限应该说并不需要延长至30日，但公安机关仍进行了第二次延长，很明显这是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缺陷七：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两种方式共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更是明确指出：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和保证金保证。本来由于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对同一犯罪嫌疑人来说，人保与钱保是不应该同时出现的，但笔者在办案中还是发现了该现象的存在。
缺陷八：犯罪嫌疑人的量刑材料不能及时送审。
笔者办理的一起盗窃案中，犯罪事实比较清楚、证据也确实充分，但就是仅仅由于缺乏犯罪嫌疑人的前科材料而不能公诉，导致案件二次退补。甚至有些问题还被被告人或其辩护人提出，造成公诉方被动。例如在一起妨害公务案件中，由于侦查机关取证不全面，只调取了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证人证言，而未调取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证人证言，而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在当庭提出此项要求，并要求新的证人出庭，导致庭审的延期审理，给公诉人造成很大被动。
二、导致侦查缺陷的原因
造成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种种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部分侦查人员的法律素质不高，法律知识储备不足。
上述人保和钱保的共用以及侦查实验不经批准、应回避而不回避、由证人担任保证人的现象，笔者认为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些侦查人员虽然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储备明显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侦查人员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多数侦查人员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有些侦查人员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
（二）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不强，固定收集证据的能力欠缺。
作为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者，有些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提高明显滞后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突出表现在收集、固定证据的效率和质量难以满足控罪和庭审的需要。新的刑事诉讼法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注重对人权的保护，强调程序的合法性，对证据的要求很高，侦查机关应转变过去有罪推定的旧观念，改变过去以供求证、先供后证的重视口供的取证模式，突出对其它人证物证等直接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力争使每一起案件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上述拘留时间延长不合法的现象就表明了一些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不强。犯罪嫌疑人在被抓获后不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不应该成为公安第二次延长拘留期限的理由。这就要求侦查人员打破以前的办案模式和办案理念，不要过度追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相反的，要在其他证据的调查和取得上多下功夫，用事实和其他证据来突破其心里防线，让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
（三）现行的公安侦查机关侦查体制不尽合理。
现行公安机关侦审部门合并的侦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诉讼。由于侦查部门的考核标准多局限于破案数量和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多少，这就使侦查人员常常满足于这两个标准，而对案件质量则考虑较少，办案重心明显倾向于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部门，因为其考核机制重点在于捕与不捕，而不在诉与不诉，更不管是否能提交审判，其是否是有罪和罪轻罪重的问题。不少侦查人员存在着只要检察机关批捕了就万事大吉，这样势必使预审业务中继续取证、补证、深挖余罪等诸多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削弱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和准度。
（四）现行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定位存在缺陷。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分别由公检法三机关负责，但实质上却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检察机关承担着诉讼风险和后果，但却无权指挥侦查活动、影响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侦查人员拥有侦查权，收集、固定证据却不直接承受因证据不足而造成的败诉风险和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错位，必然造成侦查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而对破案后及时、全面地收集、固定犯罪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尤其是一些侦查人员对检察机关的退补意见往往拖拉、敷衍，甚至抵触、满不在乎。
（五）个别侦查人员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责任心不强。
个别侦查人员认为只要案件得以侦破，有证据能证实犯罪即可，而不是注重证据确实、充分，把案件办成铁案。代表国家力量的机关和个体力量的对比差异以及长期的办案经历，使一些侦查人员淡化了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意识。他们漠视甚至于毫不关心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为了能“拿下”案件，他们为尽其所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采用一些非正当的手段、方法。这样对于采用从表面看来只是有“滥用”嫌疑的“延长拘留期限”手段更不足为奇了。
（六）公安机关警力不足。
由于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公安工作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和变革，基层民警面临更大的压力。如：企业改制带来的下岗失业、劳资纠纷等不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涉外经济、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使跨国经济纠纷增多，境内外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造成外口管理难度加大，犯罪行为的有组织化、国际化、隐蔽化、高科技化，使公安安全防范管理工作量大增等等。对公安工作而言，所有的具体工作都落在了基层民警身上。而当前我们国家警察的数量与迅速增加的刑事案件是不成比例的，为此警力不足、特别是刑事警察的力量不足，也是导致上述某些问题出现的因素之一，这也是我们必须理解的客观原因。
三、纠正公安侦查缺陷的对策
减少公安侦查缺陷，从而提高案件质量，在现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既需要公安侦查机关增强证据意识，提高自身素质，也需要检察机关转变工作方式，加强与侦查机关的交流与沟通。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增强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
通过开展专门的如何收集、固定证据的法律业务培训和定期观看庭审案例等方式，提高侦查人员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意识，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增强侦查人员按照庭审的要求收集、固定证据的能力。
（二）开展侦诉换位活动。
如侦诉控辩对抗赛、邀请侦查人员旁听庭审、业务研讨等，进行角色转换，实行换位思考，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引导侦查人员从公诉的角度，从符合庭审需要的角度审视侦查活动，对如何收集和固定证据有更为明确的认识，减少侦查活动的盲目性、违法性，提高在侦查活动收集证据时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三）是建立依法适时介入、公诉引导侦查机制。
建立重、特大案件定期通报，对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适时介入侦查活动，使整个侦查活动紧紧围绕公诉工作展开，就侦查方向、取证标准、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具体指导，提高侦查质量和效率。
（四）建立定期案件审理情况通报制度。
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定期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座谈，总结成功之处和教训，以便侦查工作的改进。
注释：
[1]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2]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从我市法律服务市场现状
浅谈我国法律服务市场规范

关键词：律师 律师事务所
法律服务工作者 基层法律服务所
司法行政机关
小题：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主体杂乱，竞争无序,现状混乱。制度上的严重缺陷是其根源，对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不力是其重要原因。
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制度必须予以整理、规范。小序
法律服务有双重概念，一是指法律人向社会提供的法律方面的有偿服务；二则仅指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向社会提供的法律方面的有偿服务。西方多指后者，我国皆指前者。对概念的不同诠释，代表着不同的法律服务制度的构建模式。
任何制度皆源于价值取向及规范对象的实际情况。
我国法律服务需求总量较西方有限，但律师队伍更显不足。立法者见我国律师尚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同时律师队伍的壮大亦尚需时日，便采取了多种主体，多层次，又相互交错的法律服务制度。但是，同一市场，不同主体、不同要求、不同规范、不同责任，难免发生混乱无序。从当前我市法律服务市场之混乱即可见一斑。本人试从我国法律服务制度的构建，结合我市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之现状，寻找缺陷与弊端，畅想改观。

第一章：我国法律服务制度的构建
就目前法律规定允许专业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主体包括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企业法律顾问、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企业登记代理人、土地登记代理人，集体科技企业产权界定资格，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代理资格，国有资产产权法律事务资格等十余种。
与现行法律服务制度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包括1996年《律师法》（2000年修改）；1982年国务院《公证员暂行条例》；1991年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1997年国家计委，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2000年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1997年国家经贸委〈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1991年国务院《专利代理条例》；1996年国家工商局《企业登记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国家工商管理局《商标代理管理办法》；2002年国土局〈土地登记代理人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等等。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服务制度采取的是的：服务主体多种多样，服务领域部门分割，并互有交错的构建模式。但普遍认为目前一般法律服务领域的服务主体主要是：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
第二章 质疑现行基层法律服务制度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是法律服务的核心主体，现代法律服务制度也应当是以律师制度为核心的。对此观点几乎是没有争议的。法律服务制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律师制度的发展，任何暂时的，或辅助的法律服务制度如果阻碍了律师制度的发展，就必然阻碍了整个法律服务制度和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能否满足法律服务市场的客观需求，能否保证律师制度的正常发展，是评价一个辅助性的法律服务制度是否可行，和是否必要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标准。
基层法律服务制度是从80年代初开始创立的。客观的说，在当时我国律师制度初建，现有的律师队伍尚不能满足社会法律服务需求的情况下。作为必要的补充，建立乡镇法律服务机构，由乡镇法律服务工作者向乡镇政府，企事业单位，公民和其他组织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法制发展的需要的。
但是在《律师法》颁布实施以后，在我国律师制度，和律师队伍已经得到一定发展时，基层法律服务制度客观存在的必要性已经缩小，甚至在某些法律服务领域，和地域已经不存在必要性，而且在一些法律服务领域已经失去了执业的合法性。因此，针对目前法律服务市场的现状，和我国律师队伍的发展情况，基层法律服务制度应当且必须进行限制。但司法部却未能从整个法制环境和法律服务市场的客观实际出发，无视《立法法》《律师法》规定，延续并扩张法律服务所建设。并于2000年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予以鼓励和保障。
笔者认为现行的基层法律服务制度有以下违法和不当之处：
（一） 业务领域
1996年颁布实施的《律师法》第46条第二款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由此不难看出，从事有偿诉讼代理和辩护法律服务的条件是---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反之，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从事有偿诉讼代理和辩护业务的即属违法。这表现出我国在诉讼代理和辩护法律服务领域实行的是律师垄断制度。
但是，司法部1997年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三条却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应按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委托人收取法律服务费：（三）代理参加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同时，2000年司法部又发布实施《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依照司法部规定的业务范围和执业要求，面向基层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上述规定明确允许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事除刑事辩护以外的几乎所有法律服务领域。
我国《立法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同时，第79条第二款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从此我们可以肯定司法部就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服务领域所做规定是违反《立法法》和《律师法》的，是没有适用效力的。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基层法律服务制度和律师制度之间在业务领域方面的法律规定上存在明显矛盾。司法部应当根据《立法法》和《律师法》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服务领域进行限制。
（二）．服务地域
基层法律服务所产生于1987年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顾名思义，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服务地域就是乡镇。但该《暂行规定》第十一条却规定：“城市街道法律服务所，可参照本规定执行。”将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服务地域直接从乡镇拓展到城市街道。2000年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七条又规定：“设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以农村的乡镇行政区划为单位设立；根据需要也可以以城市的街道行政区划为单位设立，但在一个行政区划内只能设立一个法律服务所。”以上规定至少可以说明：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服务地域应是以乡镇为主，以城市为辅并予严格限制的。
但从我市现状来看，城市街道尤其是法院门口及附近法律服务所林立。每一个街道行政区划均不止一个，甚至多个法律服务所。实际上法律服务所服务地域的重心已经客观的转至城市。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不是市场价值规律，而仅是利益驱动和对市场价值规律的不正当利用，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监督不力。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基层法律服务的服务地域，违背了该制度创设的初衷，其法律服务地域重点应放在农村乡镇等律师法律服务目前尚不能覆盖的地域。就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而言，律师可以提供的法律服务已足以覆盖，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地域完全可以限制在城市以外。就此问题，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在2002年年会上已经明确的提出。目前的关键只是如何解决制度上的衔接问题和原先已设立机构的处理问题。
（三）法律服务机构的性质和设立
律师的执业机构是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机构是基层法律服务所。两种法律服务机构的服务领域以及地域如上所述区别不大。但二者在机构性质及设立条件上却大相径庭。
1.机构性质：
根据2000年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是依据本办法在乡镇和城市街道设立的法律服务组织，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机构。”“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管理和运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为什么将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性质规定为“事业法人”？
唯一可以找到的依据，或可能的依据是——2000年《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受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委托，协助开展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关于该条所规定的“协助司法行政机关或司法所开展的司法行政工作”具体有那些，却没有相关规定。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主要或绝对主要的业务是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它是一个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社会法律服务组织，不是以协助司法行政机关或司法所开展司法行政工作为主业，或只向政府机关提供法律支持，或向社会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或社团组织。
正如司法部关于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律师同时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又在另一个法律服务所执业”是否适用“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中所述：“　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律师事务所在业务范围上基本相同，从法律的角度看，可视其为性质相同的法律服务机构。”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进行运做和管理，但实际从事的却主要是有偿法律服务这一市场经营活动，这两方面是严重矛盾的。仅以国有资产投入的性质将其同意定性为“事业法人”，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制度的良性发展，和对保护法律服务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均是非常不利的。
2.设立条件：《律师法》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自己的名称，住所，章程；有十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资产；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律师，并且需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颁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而《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规定：“设立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规范的名称和章程；有三名以上符合司法部规定条件、能够专职从也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固定的执业场所和必要的开办资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设立实行司法行政机关核准登记制度，核准登记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
可见，在设立条件上律师事务所的设立条件和程序是相对严格的。而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设立没有最低投资限额的限制，同时也没有其他实质性限制。毫无资产保证，设立条件和程序简单，但同时其机构性质却是事业法人，独立承担责任。极其容易导致设立的任意性和经营的随意性。目前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所泛滥于全市，乃至全国 ，设立制度上的缺陷是其根源。
3.法律服务机构的组建
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规定：（1）乡镇法律服务所可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组建，也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建。（2）城市法律服务所由街道办事处在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组建。（3）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组建地方人民政府核拨事业编制和事业经费的基层法律服务所。
可见，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均可组建基层法律服务所。如此多门多类的组建方式，如果没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势必导致重复组建，任意组建。
笔者认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应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统一组建，司法行政机关不得自行组建。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律服务机构的设立审核机关，并且又是法律服务市场的行政管理者，不应作为组建者出现。否则，既是组建者，又是审核设立机关，同时又是监督管理者，甚至常常又是收益者。在制度上根本无法保证设立的必要性，合法性，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
（四）执业条件
《律师法》规定律师执业应取得律师资格证或法律职业资格证，并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学历要求自2001年律师法修改后已变为“高等院校法学本科以上学历”。
根据2000年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具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并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实习满6个月，被该所鉴定合格的。学历要求高中或者中等专业以上学历。
二者业务知识和技能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二者本质的区别。目前，仅符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没有经过专业系统的学习法律知识的大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否能够胜任其所担任的法律服务工作是不容乐观的。与乡镇法律服务所制度创设之初不同，整个法制环境，法律制度，以及社会对法律服务的要求均不可同日而语。但司法部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素质要求并没有作任何相应适当的提高。如此，不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常实施，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便只能是一句空话。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已经客观的摆在了眼前。
因此，笔者认为：适当的提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准入条件是非常必要，并完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