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证券公司的多业务经营带来了两大顽疾:一是容易发生内幕交易,如投行业务获知的内幕信息被员工或者他人利用；二是不同业务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尤其是投行、自营、资管以及研究咨询等业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
信息隔离墙制度(又称中国墙)要求各业务及从业人员之间建立起必要的隔离机制,是综合性证券公司中规制内幕交易、化解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控制方式。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直投+保荐模式下的PE腐败”、“研报门事件”以及“变脸门事件”等逐渐把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提到风口浪尖,我国的证券法规和实践开始重视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的建设工作,但关于信息隔离墙的重要法律问题需要进一步理清。
信息隔离制度源起于美国,继美国之后,英国、加拿大、日本、香港等先后借鉴引入了信息隔离制度,利用信息隔离墙制度来控制综合性券商的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逐渐成为了国际上通用的模式。
制度构建的相关法律问题
根据境内外主要国家对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的制度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以下三方面是相关制度构建的关键法律问题。
一、法律性质。从境外的制度规定来看,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自律性制度。隔离墙的构建和执行主要依赖券商自己的力量,监管部门仅能建议或要求综合性券商在其内部设立信息隔离墙来隔绝重大非公开信息的流动,而不能对具体措施和程序的制定权进行直接干预。监管部门对隔离墙采取间接监管的方式,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经过调查后认为各公司在信息隔离墙的范围和内容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强制性的程序会导致不必要的过于严厉。SEC仅明确一些“最小标准”,在这些共同的、最基础要求的基础上,各证券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构建相关制度。
二、立法体例。境外立法一般在法律中对信息隔离墙进行原则性的规定,提出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同时授权自律机构就具体的、共性的内容进行规定。如美国在Rule 14e-3(14e-3规则)、ITSFEA(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实施法)等法律中进行了原则性规定,SEC以官方报告的方式就“最小标准”进行明确,交易所进行具体的解释,公司再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吸收构建。
三、抗辩效力。信息隔离墙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抗辩效力,是该制度在实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各国的制度规定和司法实践所采取的标准有所差别。在美国,法院和SEC均没有明确认为设立信息隔离墙可以免除证券商的任何法律责任,他们也不认为设立隔离墙可以不再将证券公司某部门的知悉信息归于证券公司本身的知悉。只有在Rule 14e-3中规定券商在要约收购时满足特定情况下才可以适用隔离墙制度对内幕交易指控的抗辩。从境外的总体实践来看,隔离墙并不能当然使券商免责,但可以成为一种抗辩理由,将之视为一种证据材料与其他的证据进行配合,然后让法官或行政官员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个案判断。
信息隔离墙制度的完善建议
我国的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随着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的实施,目前正处于初步构建阶段。但也暴露出一些制度和实践中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主要有:
第一,证券法的规定有待改进。证券法第136条的规定仅是强调分业操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隔离墙制度。有必要在证券法中对信息隔离墙制度进行专门的规定,明确提出“证券公司应当建立信息隔离墙制度来防止敏感信息的不当流动,以有效防范内幕交易和化解利益冲突。”同时,规定授权条款,授权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自律机构等对信息隔离墙制度进行具体规范。
第二,赋予监管部门和自律机构对信息隔离墙制度的监管检查权和相应的处置权。境外行政和司法实践中,往往对隔离墙有最低标准的要求,监管部门在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没有建墙或不好好建墙的情况,也会进行相应的处罚。如1990年SEC报告特别指出:“虽然券商信息隔离墙有效必要的发展,并非来自于SEC的规则制定,而应该来自于各种自律审查机制,同时要以SEC监管为补充。”故我国也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检查机制和处罚机制,以外部的监管权力来确保一个最低限度的信息隔离墙构建。
第三,明确信息隔离墙的抗辩效力。我国目前没有相应的规定,建议从以下层面予以明确:1、如果发现内幕交易或者利益输送等现象,券商内部没有建立隔离墙制度或者信息隔离墙有重大缺陷或流于形式,则实行倒推机制,直接认定券商违法；2、如果出现内幕交易或者利益输送等现象,隔离墙券商内部的隔离墙制度已严密构建并得到有效执行,则制度本身及执行留痕情况可作为一种抗辩情形,与其他证据材料配合来进行具体认定。不能仅凭隔离墙制度和执行情况进行当然免责；3、如果出现明显的、重大的反向操作或者在自营业务中的重大规模利益输送,隔离墙制度及执行证据不具有抗辩效力。
第四、隔离墙制度的具体内容改进。中国证券业协会可在《指引》的基础上制度相应的“细则”,细化相关内容:1、提倡全行业的隔离墙文化。要求券商高层提高认识、带头实施,把隔离墙制度嵌入到企业文化构建之中；2、隔离措施规范化、具体化。券商应当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和管理手册,就隔离措施和程序进行详细规范。自律规则本身在业务隔离、人员隔离(如高管分工、人员交流)、物理隔离、信息系统独立、敏感信息的控制与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3、细化观察名单、限制名单等出入单的具体时点和通用程序,尤其是出单时点需要具体规范。另外,也可以借鉴引进美国的谣传名单制度；4、细化跨墙和回墙管理制度,提供具体的规范模式和通用审批范本,尤其应当细化回墙的时点和效果。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苏省国内人员登外轮管理办法》的决定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苏省国内人员登外轮管理办法》的决定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119号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苏省国内人员登外轮管理办法〉的决定》已于1997年11月27日经省人民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
一、第十九条修改为：“边防检查站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可给予警告和罚款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第二十一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处以警告或者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在指定地点工作、作业，私自进入船员生活区、工作室，随意在外轮上用餐、洗澡或者要休息房间的；
（二）擅自在外轮上观看电影、电视、录相，翻阅书籍和报刊的；
（三）在外轮上争吵打闹不听劝阻的。”
三、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向外轮船员交易、索要、套购、托购物品的；
（二）私自拿用、毁坏外轮上物品的；
（三）为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予办理登轮证件人员编造情况、出具假证明，非法获得登轮证件的。
与外轮船员进行交易牟利，构成走私行为的，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四、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偷登外轮企图偷渡出境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伪造登轮证件，不听劝阻强行登轮或不服管理，污辱、谩骂、殴打边防检查站执勤人员的，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2月15日
“中国造”遭遇十面埋伏
——兼从经济法的视角再论“市场经济地位”
李华振 张昕
【内容提要】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从入世（加入世贸组织）再到入市（成为拥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造一再遭遇各国不公平的反倾销的围追堵截，中国的出口经济处于十面埋伏之中。反倾销已成为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壁垒，而“非市场经济地位”往往是我们败诉的关键。在此情况下，申请“行业入市”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方案。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中国造；贸易壁垒；行业入市
背景分析：“十面埋伏”围堵“中国造”
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就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举行了第一场听证会。除了美国之外，中国还同时正在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多达100多个国家进行艰苦的谈判。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从“入世”（加入世贸组织）再到“入市”（成为拥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要同时与这么多国家进行“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谈判？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造”一再遭遇各国不公平的反倾销的围追堵截，中国的出口经济处于“十面埋伏”之中。
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2月，中国企业遭受的外国反倾销超过了600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近200多亿美元，为全球之最。仅仅在2003一年内，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就有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2004年一季度，国外又对中国发起了11起反倾销调查，同比增幅高达83.8%，涉案金额3.3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倍。
美国是以反倾销为名而对中国企业进行“伏击”最多的国家。以2003年为例，美国就曾多次对中国的家电、家具、纺织品等一系列产品加征高额反倾销税，根源就在于美国以“中国仍是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为由，对“中国造”进行肆意的围追堵截。
欧盟自1979年至今，对中国企业共提起近百起反倾销调查，对华产品立案总数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影响到中国出口金额约40多亿美元，涉案产品涵盖中国对欧出口的各个领域，其中以电器、纺织品等行业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最多。
除了美国、欧盟之外，日本、澳大利亚等30多个主要的经济强国也都经常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连印度、巴西等已经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提起反倾销之诉。
用“十面埋伏”来形容“中国造”的遭遇，一点也不为过。
理论分析：根源在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1988年之前，欧盟把前苏联等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只是将中国列为转型经济国家。美国也采纳了与欧盟类似的做法。但在1988年针对中国公司的一起反倾销案中，中国也被欧盟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法律的角度看，由于欧美是判例法系，判例也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自从这第一起判例之后，欧盟和美国此后就一直把中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以此为法律依据而肆意对中国提起反倾销之诉。
反倾销已成为“中国造”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壁垒，而“非市场经济地位”往往是我们败诉的关键。
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
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受此束缚，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
为什么当时中国会接受这样一个歧视性条款？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加入世贸时，自己的市场向外国开放并不是一揽子式、一下子式的，而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汽车、金融、电信等许多领域，都作了相关保留。这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对自己相关产业的一种“特别保护”权。那么，其它国家肯定不会让中国只享受这个“特权”而不付出相应的代价，于是，作为对价交换，“非市场经济地位”之条款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利益互换”，中国在接受这一歧视性条款时也得到了其它方面的特殊权利。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入世谈判一拖十数年悬而不决，美国始终坚持在一般保障条款、特殊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条款等三方面卡紧中国入世的“咽喉”，所以，从大局考虑，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先付点代价，多争取时间促进发展”。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当时还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要让西方国家一下子全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是不现实的。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在当时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是有必要的。
实证分析：中国因受“埋伏”而致的损失有多大
WTO对倾销的定义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相关工业造成了损害。对被裁定为倾销的企业，进口国可以对其惩罚性地征收高关税。中国企业因此而遭受了多少损失，恐怕很难算清楚，因为，各个企业、各个产业之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一个企业和产业受到了不公正的反倾销败诉之罚，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连带殃及其它的企业和产业。直接损失易于计算，但间接损失却是无法测算的。
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应对反倾销时不能以中国的生产成本作为依据，而只能找一个“第三国（替代国）”作为参照。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个“第三国”上，它的同类产品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中国，这样，在反倾销案中，十有八九会使中国的出口产品本来不是倾销的却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的却被裁定为高度倾销，从而给中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一些国家频繁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把反倾销变成了进行贸易保护或对中国进行经济歧视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