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程序性裁判/无罪推定/证据能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责任
内容提要: 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司法裁判活动中，被告人一般不会面临受到无根据和不公正定罪的危险，无罪推定原则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司法证明活动也无需遵循严格证明的准则。目前，我国法律已经在非法证据排除领域初步确立了程序性裁判机制。与此相对应，法律也有待于确立一系列证据规则，从而设定有别于实体性裁判程序的证据准入规则、责任和证明标准。随着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逐步发展，这类证据规则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一、引言

传统意义的审判是指法院为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而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随着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刑事审判已经逐渐突破原来固有的“实体性裁判”的范围，而衍生出“程序性裁判”的机制。所谓“程序性裁判”，是指那些为解决控辩双方存在的程序性争议而举行的司法裁判活动。例如，被告人对某一法官提出回避申请的，法院需要对该项申请是否成立作出决定；公诉方或者被告方申请法庭延期审理的，法院要作出是否批准的裁决；控辩双方围绕着管辖问题发生争议的，法院需要就此作出决定；被告方对某一控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法院也应决定是否予以采纳；对于被告方排除控方证据的申请，法院也需要作出是否同意的裁决……在以上情形下，法院都需要举行程序性裁判活动，并对有关程序性争议作出裁判结论。这种裁判结论尽管并不涉及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却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根据所要解决的程序性争议的不同，程序性裁判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程序性裁判，泛指一切旨在解决程序性争议的司法裁判活动。例如，前面所说的围绕着延期审理、回避、管辖、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等问题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就都应被纳入广义的程序性裁判的程序轨道。狭义的程序性裁判，则专指法院针对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或者下级法院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为确定是否实施程序性制裁所进行的司法裁判活动。迄今为止，中国法律确立了两种典型的程序性制裁制度：一是针对非法侦查行为的排除规则，二是针对审判程序违法的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法院为确认初审法院的审判是否违反法律程序的裁判活动，通常发生在第二审程序之中。而法院为审查侦查程序的合法性、确认应否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活动，则可以在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中先后发生。这两种旨在实施程序性制裁的裁判活动，都属于狭义的程序性裁判。

与“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相对应的是，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存在着“重实体性裁判、轻程序性裁判”的观念。1996年完成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其实就是在实体性裁判程序中引入对抗制的一次不成功尝试。[1]2010年10月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试行的量刑程序改革，确立了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其实也属于在量刑审理程序中引入诉讼机制的一次改革。[2]但相比之下，无论是刑事诉讼立法还是司法解释，在程序性裁判领域都没有作出带有普遍意义的改革。迄今为止，无论是在证据展示的范围、延期审理、回避、管辖异议、证人证言调查方式、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等领域，还是在二审程序中的诸多程序事项方面，法律都没有确立旨在规范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性裁判制度。对于那些发生在上述领域中的程序性争议，法官大都按照一种书面和间接的审查方式确认程序性事实，甚至不经控辩双方的有效参与，就直接作出采纳或者驳回的决定。不仅如此，这些动辄以“决定”名义所作的裁判结论，还普遍剥夺了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机会，检察机关事实上也难以提出抗诉。[3]

2010年7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会同其他三个部门颁布实施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确立了非法证据的范围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后果之后，建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该项司法解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方式、程序性审查优先原则以及初步审查与正式审查相分离的机制，还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义务，建立了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以及相应的证明标准。[4]《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生效实施，标志着一种针对侦查程序合法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在中国法律中初步得到确立。

当然，《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布，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得到有效的实施。从中国近20年的刑事司法经验来看，这种旨在限制控方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制裁非法侦查行为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将是步履维艰，甚至是命运多桀的。[5]尽管如此，作为迄今为止第一部建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司法解释，它为我们分析中国的程序性裁判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本文所要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性裁判机制问题。对这一问题，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过系统的分析。[6]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程序性制裁中的证据规则问题。一般而言，证据规则所要规范的是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以及案件事实的证明问题。传统上，刑事证据法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存在的，与此相关的证据法理论也大都将避免无根据的、任意的甚至错误的定罪，作为学术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类程序性争议，法院需要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确立采纳标准，适用排除规则，也需要在控辩双方之间确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确定司法证明的标准。而所有这些旨在规范程序性裁判程序的证据规则，都与传统的以定罪为中心的证据规则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而有重新探索的必要。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实体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为参照系，总结程序性裁判中的特殊证据理念，从而为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确立理论基础。在此前提下，本文将就程序性裁判过程中的证据准入资格、证明责任等具体的证据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考虑到中国目前主要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而对其他大量的程序性争议问题，法院尽管会作出裁判结论，却没有确立相应的司法裁判程序，因此，本文主要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为样本展开讨论。不过，笔者也将简要论及在普遍意义上如何确立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问题。

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理念

（一）程序性裁判中的自由证明理论

在英美法中，有关程序性事实的证明，适用较为简易的程序，并对证据的可采性不作严格的限制，那些被用来规范犯罪事实认定过程的证据排除规则，基本上对程序性事实的认定过程不具有约束力。不仅如此，有关程序性事实的证明，适用不同于实体性裁判的责任分配规则和证明标准。[7]

在大陆法中，司法证明有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之分。对于诸如犯罪事实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等实体争议事实，适用严格证明法则，也就是确立严格的形式法则。这种“严格的形式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用法定的“证据方法”，也就是只能以法律准许的证据方法来认定案件事实；二是遵循法定的“调查程序”，尤其要适用直接、言词和公开的审理原则；三是法官对案件事实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要达到最高的程度。相反，对于诸如诉讼要件、羁押、搜查、证据保全、回避等程序争议事项，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在自由证明适用的场合，法院不受法定的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的限制，原则上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证据材料来加以证明。法官可以采用查阅卷宗、电话询问等方法查明程序性事实，而不受直接、言词和公开原则及传闻证据规则的限制。[8]

而根据中国主流的证据法理论，对于程序性事实的认定适用自由证明的准则。尤其是对于诸如回避、延期审理、证据展示、证人资格等程序性事实，法律学者普遍认为不需要确立过于严格的证据方法和调查程序，也不应设立过高的证明标准。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在供述取得合法性的证明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相对严格的证明方式。根据这一规定，公诉方可以通过提供侦查讯问笔录、当庭播放录音录像等方式，来证明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也可以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如果“仍然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公诉方则可以通知负责讯问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在公诉方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供述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和辩论。当然，对于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实物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则没有明确确立上述证明准则。

由于在广义上的程序性争议问题上，中国法律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机制，法院一般按照一种行政化的方式作出决定，几乎完全排除了控辩双方的参与机会，这使得法学界倡导的“优先适用自由证明”的观点并没有在现行法律中得到体现。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针对特定程序性争议所确立的证明机制，则显示出程序性裁判中证据规则的发展还存在着另外一套逻辑体系。当然，这种证明机制在被告人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外的场合，似乎还没有得到推行的迹象。自由证明的理念也还有着广泛适用的可能性。于是，我们就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程序性事实的证明中要适用有别于实体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为什么在诸如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等问题的认定上，要确立相对严格的证据规则?

（二）以实体性裁判为参照系的分析

在实体性裁判过程中，法院要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加以认定，并就被告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作出判决。在这种以定罪控制为中心的审判程序中，法院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避免任意和错误的定罪，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为此，法院需按无罪推定理念，确保被告人获得“法律上无罪”的程序保障，促使公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为此，实体性裁判需要确立严格证明的机制，使得证据方法和事实调查程序具有严格的形式。

与实体性裁判不同的是，程序性裁判并不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主要用来解决控辩双方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对于这种程序性争议的裁判结论，或许会对刑事诉讼的进程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但一般不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实体结局，更不会带来要么导致有罪、要么促成无罪的严峻局面。相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言，诸如回避、管辖异议、证据展示等方面的程序性事实，即便发生事实认定上的错误，也通常不会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实体性裁判中经常所要面临的冤枉无辜、放纵犯罪的危险，在程序性裁判中是不会出现的。比如说，对于某一合议庭成员应否回避的问题，法院即便无理拒绝被告方的回避申请，也主要会带来合议庭的中立性受到消极影响的问题，而一般不致于导致合议庭形成误判的结果。

实体性裁判之所以要确立严格证明的机制，除了要避免错误定罪的风险以外，还要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使其各项诉讼权利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但在程序性裁判过程中，这种以被告人为中心的程序理念失去了存在的前提。通常情况下，控辩双方对于回避、管辖、延期审理等程序问题，都有着平等提出诉讼请求的机会，法院对控辩双方提出的程序性争议也要给予平等的裁决。除了后面将要分析的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问题以外，法院对于绝大多数程序性争议问题只要做到不偏不倚地认定事实、一视同仁地适用法律，就足以保证被告方受到公平对待了。不仅如此，在大多数程序性裁判过程中，被告人只要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就足以与公诉方展开平等的诉讼争辩，而通常不存在“一方强大，另一方弱小”的不均衡对抗问题。正因为如此，所谓的“平等武装”，也就是“天平倒向弱者”的理念，在程序性裁判中并不适用。当然，这只是一般原则。至少在被告人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上，法院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要遵循例外的规则。

可以说，程序性裁判所具有的维护公平游戏规则的诉讼功能，决定了它与实体性裁判具有实质性的区别。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诉讼功能，决定了它具有明显的民事诉讼特征，而不具有典型的“刑事诉讼特质”。具体而言，控辩双方围绕着程序性问题所发生的争议，与民事纠纷具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对回避问题、管辖问题、延期审理问题，还是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控辩双方都可以向法庭提出诉讼请求，并申请法庭作出裁判。对于这些程序问题，控辩双方可以提出诉讼请求，也可以撤回诉讼请求，法庭甚至可以说服双方举行和解，甚至直接进行调解。在很大程度上，程序性裁判程序的启动，以控辩双方对有关程序问题存在争议为前提，而双方的合意则对法庭的程序性裁判结论具有决定作用。这显然说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处分原则，在程序性裁判程序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而刑事诉讼所固有的那种国家追诉主义、起诉法定主义以及法院依据职权主动进行调查的理念，在程序性裁判中基本上没有适用的空间。

程序性裁判程序既然具有民事诉讼的基本品格，那为什么那种旨在规范程序性事实认定的证据规则要遵循自由证明的准则呢?其实，这是由程序性裁判程序对诉讼效率的考虑所决定的。基于节省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都会将司法资源集中投入到实体性裁判之中，尤其是运用到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明过程之中。而且即使是实体性裁判程序，也会因为案件的复杂程度和控辩双方的争议程度，而有着繁简分流的制度设计。对于那些被告人自愿认罪、对指控罪名不持异议的轻微刑事案件，法院可以按照较为简易的程序加以审理。不仅如此，同样是出于节约诉讼成本的考虑，对于控辩双方就程序性事项发生争议的场合，法院所进行的程序性裁判过程也应选择较为简易的程序，从而确保这类争议得到快速的处理。与此同时，对于控辩双方提出的相关证据，法律一般也不设置严格的证据能力要求，更不会动辄适用证据排除规则。例如在美国，被告方通常只能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庭审理一旦正式开始，一般禁止提出此类诉讼请求。[9]而在英国，法庭为裁决控方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所举行的“预先审核”程序，给予控辩双方当庭辩论的机会。但除非控辩双方围绕事实问题存在争议，否则，法庭不会传唤证人出庭作证，而对证据采取书面、间接的审查方式。[10]在德国，为解决诸如回避、诉讼要件、证人资格等方面的争议，法庭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证明方法，甚至可以直接通过阅卷、电话询问等非正式方式进行证据调查。这些程序性裁判的简易程序设计，都体现出提高效率、避免诉讼拖延的考虑。[11]

（三）被告人供述问题的特殊性

既然程序性裁判通常具有较为简易的程序模式，适用自由证明的理念，那么，为什么在针对被告人供述的证据能力问题上，中国司法解释却采取了一种相对严格的证明机制呢?

事实上，无论是英美法还是大陆法，对于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问题，都确立了某种有别于普通程序性裁判的程序机制。与搜查令的发布、羁押命令的制作、对回避申请的裁决以及保释听证等程序相比，那种针对被告人供述合法性所举行的司法审查程序要相对更为正规、复杂一些。而与物证、书证等证据的合法性审查程序相比，那种针对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审查，也要遵循更为严格的证明机理。之所以作此制度设计，主要是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被告人身陷囹圄，丧失了人身自由，其所作的有罪供述带有先天的不自愿性；二是被告人所获得的律师帮助极为有限，律师在搜集侦查人员非法讯问的证据方面会遇到程度不同的困难；三是侦查人员在羁押性讯问中具有主观随意性，无论是在讯问的时间选择、地点、持续时间还是在适用的讯问手段等方面，都存在着滥用权力、滥施暴力的危险；四是侦查人员一经采取酷刑、暴力、威胁等非法讯问手段，就很容易造成被告人被“屈打成招”，作出虚假的供述，甚至酿成刑事误判；五是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辩护律师，在证明侦查人员非法讯问方面都存在着信息不足的问题，而侦查人员则有着保存证据、提供证据的便利，他们可以通过制作笔录、制作视听资料、保留医疗检查记录等各种方法，来证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12]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7号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已于1999年7月8日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务会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一九九九年八月六日


附件：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效实施环境管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的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

（四）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五）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书；

（六）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种类的行政处罚。

第三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违法行为查证属实后，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

第五条 实施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必须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实行调查取证与决定处罚分开。

第六条 对同一环境违法行为， 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罚款处罚，实行决定罚款与收缴罚款分离。

第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处罚时，应当在法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内，综合考虑以下情节：

（一）当事人的过错程度；

（二）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

（三）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改正措施；

（四）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初犯还是再犯。

第八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统一管理本部门的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工作。

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与管辖

第九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环境保护行政处罚。

第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委托环境监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受委托的环境监理机构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其处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名义实施行政处罚。

　　委托处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受委托的环境监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的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

第十二条 下列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由本条规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一）对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或者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的建设项目的行政处罚，由负责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二）对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的罚款处罚，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所属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三）对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由负责发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第十三条 造成跨行政区域污染的行政处罚案件的管辖，由污染行为发生地和污染结果发生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协商；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两个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都有管辖权的行政处罚案件，由最先发现或者最先接到举报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第十四条 对行政处罚案件的管辖权发生争议时，争议双方应报请共同的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第十五条 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案件实施处罚有困难的，可以报请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管辖。

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为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处罚确有困难或者不能独立行使处罚权的，经通知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当事人，可以对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直接实施行政处罚。

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其管辖范围内的案件交由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不属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辖的案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管辖。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罚款处罚的权限，适用如下规定：

（一）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超过1万元的罚款，报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二）省辖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超过5万元的罚款，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20万元以下罚款。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实施罚款处罚的权限，适用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程序

第一节 简易程序

第十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事实确凿、情节轻微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十九条 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环境保护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遵守下列简易程序：

（一）执法人员应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二）现场查清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

（三）向当事人说明违法的事实、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

（四）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五）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六）告知当事人如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必须在决定之日起3日内报本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备案。

第二节 一般程序

第二十条 除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决定的行政处罚外，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其他行政处罚均应遵守本办法规定的一般程序。

第二十一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通过检查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移送的环境违法行为，应予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第二十二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登记立案的环境违法行为，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

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询问或者调查应当制作笔录。

第二十三条 环境保护执法人员在调查过程中，有权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和取证，查阅或者复制排污单位的排污记录和其他有关资料。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应当为被调查单位或者个人保守有关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二十四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立案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需要进行环境监测的，应当组织环境监测机构或者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其他监测机构进行监测。环境监测机构和经确认的其他监测机构，应当出具环境监测结果报告。

环境监测结果报告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属实，可以作为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证据。

第二十五条 调查终结，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调查的机构应当提出已查明违法行为的事实和证据以及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初步意见，送本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审查。

第二十六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应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

（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

（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四）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

（六）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经审查发现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调查取证不符合法定程序时，应当通知执行调查任务的执法人员补充调查取证或者依法重新调查取证。

审查终结，法制工作机构应当提出处理意见，报本部门负责人审批。

第二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经过审议，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或者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二）违法事实成立，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由本部门法定代表人签发《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中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给予处罚或者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本部门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行政处罚必须报请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应以书面形式报告，经批准后方可作出处罚决定。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由人民政府实施处罚的，应在提出处罚意见后，连同全部案件材料报人民政府决定是否实施行政处罚。

（五）环境违法行为触犯刑法，涉嫌构成犯罪的，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由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二十九条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法律规定的

事项。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就罚款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应当缴纳的罚款数额、期限及缴纳方法，并应明确对当事人逾期缴纳罚款是否加处罚款。

第三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起，应当在3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时间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告知案件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的7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处罚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

受送达人应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收到日期，并签名或者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的签收日期即为送达日期。

受送达人拒绝签收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人员到场见证，说明情况，并在送达回执上记明拒收理由和日期，把处罚决定书留置受送达人处，即视为送达。受送达人不在，可由其所在单位的领导或者成年家属代为签收。

邮寄送达以挂号回执上注明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三节 听证程序

第三十二条 依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作出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吊销许可证或者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适用本节规定的听证程序。

第三十三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于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向当事人送达听证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已查明的环境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

（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四）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

（五）告知申请听证的期限和听证组织机关。

听证告知书可以直接送达、委托送达或者以邮寄挂号信方式送达。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可以在听证告知书的送达回执上注明听证要求，或者在3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听证申请。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受理，并在收到当事人听证申请的5日内，确定主持人，决定听证的时间和地点。在听证举行的7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并由当事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字。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三）听证主持人、案件调查人员的姓名；

（四）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

（五）告知当事人预先准备证据、通知证人等事项。

第三十六条　听证主持人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

当事人有权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并说明理由。其回避申请由主持人报本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接受，并告知理由。

当事人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应当在收到听证通知书之日起３日内提出。

第三十七条 听证由当事人、调查人员、证人以及与本案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

当事人可以委托1至2人代理参加听证。听证代理人应当向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

第三十八条 听证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场纪律，告知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并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宣布听证开始；

（二）听证笔录人员宣布听证案件的案由、听证主持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及职务；

（三）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处罚依据以及行政处罚建议；

（四）当事人就案件的事实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有关证据，对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

（五）调查人员和当事人双方辩论；

（六）听取当事人的最后陈述；

（七）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在听证过程中，主持人可以向调查人员、当事人、证人或者第三人发问，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

第三十九条 组织听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听证必须安排笔录。

听证结束后，听证笔录应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第四十条 听证终结后，主持人应及时将听证结果报告本部门负责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章 行政处罚的执行

第四十一条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对当事人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加收罚款有异议的， 应当先缴纳罚款和因逾期缴纳罚款所加收的罚款，再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第四十四条 执行终了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一案一档，由案件承办人员将案件的有关材料立卷归档。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行政处　

罚的备案制度。

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上级指定办理的处罚案件、适用听证程序的处罚案件或者经过行政诉讼的处罚案件，应当在行政处罚结案后二十日内向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六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接受当事人的申诉和检举，或者通过备案审查等途径，发现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违法或者显失公正的，可以责令改正。

第四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经过行政复议，发现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违法或者显失公正的，可以依法撤销或者变更。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行政处罚案件统计制度，并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关环境统计的规定向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行政区的行政处罚情况。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第三十二条所称“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个人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以上罚款。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的地方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对“较大数额罚款”的限额另有规定的，可以不受上述数额的限制。

第五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的主要法律文书格式，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统一制定。

第五十一条 关于环境行政处罚的其他事项，本办法未作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二条 核安全监督管理的行政处罚，按照国家有关核安全监督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国家环境保护局1992年7月7日发布的《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同时废止。